树基沟共有三个采矿坑口，一个在沙台后沟，一个在北岔，一个在南岔。前者是老坑，后两个，六十年代中期开发，七十年代后期逐渐衰落，最终闭坑。我生得晚，没见过它们的繁盛景象，但仍有些记忆，如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时间深处默然回放。

南岔是小镇南面两山之间的沟岔，东西走向。从我家去那里有三条路，一条是沿着门前的小火车道向下走，大约二里路就到岔口，然后下铁道顺着山脚就可以转入。另外两条是山路，其中对着我家门前的这条比较近，翻过山梁可以直达南岔深处。再一条算是羊肠小道吧，避开山顶，呈Z字形盘旋而上，其间经过我的同学贾兆良家和一个叫作组扇的厂房。

所谓组扇，就是南岔矿井的一个排风系统，一座水泥房子，比我们任何一家都宽敞明亮。站在山坡上，透过玻璃窗，可以望见房子里那些高大的设备，听转动的齿轮带起呼啸的风。

贾兆良家的门口，拴着一条大黄狗，貌似很厉害，其实并无大碍。倒是他家用松树杆立起的山门，颇有些扎眼，尤其是山门上的五个毛笔大字“天下第一关”，据说是他的某个爱好书法的哥哥写的。

走这条路，像是去逛景点，得买票。当然不是，我们是去打柴。那时，我们不但要给家里打柴，还要给学校打，算是勤工俭学，每个学生每学期最少得交四捆柴，还得是杏条、桦木条，这种坚硬的柴禾耐烧。

每次打完柴，我们就会坐在山坡的石头上歇息一阵儿，向山下眺望，就能看到矿区的厂房、井架、电线杆和堆在沟底铁道两旁的矿石，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肩挎炮药兜子的工人，好不热闹。

南岔坑口那时还没闭坑。

如果不打柴，我们去南岔玩儿一般都走铁道。说是玩儿，也是有些目的，比如去办公区捡废弃的木板、铁钉钢丝。木板回家当柴烧，铁钉钢丝捡多了，就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换些零钱。

我们走得最多的，还是我家门前的那条山路。冬天，跟随哥哥们去南岔砍木头，然后把木头扛到山梁，每人骑一根顺着山路滑下来，既省力又刺激。

春天，山梁上的野菜最先长出来，什么大叶芹、青毛广、红毛广、四叶菜、蕨菜，尤其是那片石砬子周围的刺嫩芽，引得附近的人争着采摘。

到了秋天，山那边的红松林里，更是捡蘑菇的好去处，只是那里有一处许姓人家的坟地，胆小的一般不敢去。但孙朋敢，而且一个人。他说，越没人去的地方蘑菇越多哩。他说得对。到了收山的季节，哪有不捡不采的道理呢。

有那么几次，孙朋带上了我和刘波。

到了山上，我和刘波捡不大一会儿，就烦了累了，坐在地上不肯动弹。刘波还带了口琴，更是吹起来没完。孙朋总是猫腰在树丛里不停地逡巡，忽然大喊一声：红蘑！未等音落，一只或几只鲜嫩的蘑菇捧在手中——那可是我和刘波刚捡过的地儿啊！孙朋说，你俩捡得不仔细呢！

眼看孙朋的筐就要装满，我和刘波的还不到一半。

刘波就说，一起来的啊！你怎么忍心让我俩这么难堪？

你俩把筐底多垫些松针，上面就平齐啦！

说是说，孙朋不抠门，最后总会分给我俩一些。

有一年夏天，不知为什么，小镇上的人忽然就时兴起了讨药。

传闻有一个大仙，落脚在南岔老许家门前那个半山腰的悬崖上。那悬崖有一个洞，不大，却深不可测，据说大仙就住在里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小镇翻过铁道南的那座山梁，下到南岔沟底，过老许家，爬上一条屈曲盘旋的小道，向悬崖上的洞口靠近。

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有的怀揣柱香，有的包装干果，有的兜裹馒头，但无一例外，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一个用黄纸叠好的三角形口袋。

待到洞口，将纸袋小心翼翼用土围立在地上，将袋口敞开，屈膝跪下，双手合十，祷告内容无非是除病祛疾、佑子荫孙。而那立在地上的小纸袋，就是用来盛接大仙赐予灵丹妙药的。当然，人们看不到大仙，但无论时间多久，只要纸袋里空着，祈者就会一直跪在那里。

因为母亲体弱多病，我跟三哥也来过一次，也的确给母亲讨到了点什么。回到家里，父亲绝不相信那是药。父亲是共产党员，拒绝迷信，说那不过是风吹进的几粒尘土而已！

已经记不清母亲是否吃了给她讨的药或是尘土，又是否奏效。后来我和刘波、孙朋也去过一次，为了玩，也为了看热闹。那天已是傍晚，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一声脆响——敢情是那个跪在地上的中年讨药人放了一个屁，颇有震彻云天的意思。

刘波说，完了完了，这回不灵了。

一阵大笑，我们向山下跑去。

那天傍晚，火烧云映满西天，都是些龙马牛羊的样子，人们的脸上，亦如喝醉了酒。

■粤梅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