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文化中，孝是德性的基础、人伦的核心，也是教化的源头。《礼记》讲：“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告诉我们，孝道的实现并非仅仅以“养亲”为满足，它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凸显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彰显了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蕴含着党员干部行孝爱国的丰富意涵。

孝道的出发点基于对父母的敬爱和关心，“养亲”是孝道第一义。养亲，强调的是子女应当尽己所能，满足老人在衣食住行上的物质需求和尊重陪伴上的精神需求。正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所讲，养亲之道有五条：“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养体、养目、养耳、养口是满足父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和试听等精神享受，让父母生活安康，身心愉悦；养志凸显的则是子女对父母务必保持尊重、礼敬的态度。假如对父母言辞不逊、举止不恭，做不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即使能供养父母衣食之需，也称不上孝。一个人能做到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关爱父母，努力供养而忘记自身的劳苦当然值得赞赏，但这还仅仅是《礼记》所言“小孝用力”的层面，是孝道的起始阶段。

孝道的延伸点基于对礼法的敬畏和遵守，“弗辱”是孝道第二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社会网络中，不但是个体的人、家庭的人，还是社会的人、政治的人。因此，在尽心敬养父母基础上，也要加强为人处事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做人做事规规矩矩，言行举止合乎法纪。一个言行庄重、勤俭持家、居官敬慎的人总是能够得到社会认可，这样就能让父母避免蒙受教子无方的批评。而那些为官不廉、违法乱纪的人，在父母面前装出孝顺、清廉模样，但背后则是一副大肆贪污受贿的饕餮丑态，最终因贪腐身陷囹圄，让父母、亲人蒙受世人白眼和精神伤痛，可谓辱己又辱亲。《礼记》所说的“其次弗辱”要求为人子女者务必做到尊仁安义，谨守法纪，不以“伪孝”给父母带来耻辱。这实际上是“中孝用劳”的层面，是孝道的中间阶段。

孝道的升华点基于对人格的修养和追求，“尊亲”是孝道最高义。《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什么是“立身”？立身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修养，进而实现勤勉自励、建功立业。《周易》讲：“君子以进德、修业。”对于从政者来说，优良的为官作风、高尚的道义人格和卓著的为民政绩不仅能使自己“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能为父母赢得尊重与荣耀，更能实现“忠孝为国”的成己之求。因此，尽孝不能不仅仅止步于能养、弗辱，把事亲敬养之孝扩充为修身、齐家之德和治国平天下之道，才是“大孝尊亲”所要达到的“立身行道”的道德境界。这就是《礼记》所说“大孝不匮”的层面，也是孝道的最高阶段。

从能养到弗辱再到尊亲，儒家孝道的三重境界告诉我们：行孝不仅限于我和父母之间，更饱含着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兴旺的道义责任，它的终极境界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归属所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养亲敬亲，当好孝老爱亲的“领头雁”；其次，要遵规守矩，做到正直为人、本分为官，不增父母之累，不陷父母于不义；最后，还要立德立功，尽心为民谋福利，将对父母的敬孝扩充为对国家的忠孝。在孝道的切身实践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得以渐次展开，家国情怀得以充盈绽放。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