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草案”、“公厕陷阱”事件以及“狗不理王府井店”事件等都是网络投诉推动事件积极解决的正面例子。但我们同样需要关注，比如2018年昆山“白衣哥反杀案”在网上引起的对于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讨论，部分舆论认为正是网络投诉“倒逼”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而实际上，正当防卫的相关司法解释工作都已经在立法计划中，并不是完全的舆论倒逼。法治社会是渐进的过程，处理好舆情与法治的关系，本身就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球时报：《准确把握法治建设中的“舆论围观”》

主播用游戏玩法精心包装赌博方式，用巧妙的话术引导观众充值、打赏，间接下注，双方心照不宣地以刷礼物方式获取抽奖资格，与正常获取人气流量的营销式抽奖难以分辨；主播不直接与观众进行虚拟币交易，赌博结果出来后，通过间接“刷礼物”，转移到别的交易平台进行现金兑换，直播平台已经无法跨台监督。这些都为发现赌博行为、定性赌博犯罪带来不小的难度。

——检察日报：《直播付费抽奖是否涉赌，需更明确标准》

被国外大学录取的留学生能否在国内高校借读，首先取决于国外大学是否允许留学生在国内高校借读，承认借读课程的学分，而这又取决于国外大学与国内高校之间是否有交换生协议或者学分互认协议，如果此前有互认协议，那留学生选择到有交换生协议的学校“交换”一个学期或者一年，并不会影响其学业。

帕森斯设计学院的中国籍留学生能在国内高校开学时同步进入大学学习，这得益于该校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全球校外学期。这可以视为应对疫情的临时性措施，开启“借读模式”，也可视为推进育人方式转变的全球合作模式。

——北京青年报：《98名美国大学新生入读深圳大学借读模式有何看点》

在现行模式下，许多外卖平台虽与骑手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骑手订单均由平台派发，配送业务也受平台管理约束，送餐服务确属雇佣活动。这期间发生侵权事故，平台担责既有法理依据，也有情理依据。

——北京日报：《外卖小哥车祸，平台不能诿责》

综合一些反馈情况看，还不排除部分高校的“最严”管理存在形式化弊端，其实际防控效果未必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如个别学校直接用“砌墙”封堵来代替人员管理，有的限制学生进出却对校外人员敞开大门，有的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管理要求相差悬殊等。因此，现有的校园管理“尺度”和方式，确有重新审视和调整的必要，以真正回归到科学、精准，又不失“人性化”的轨道。

——新京报：《“切忌一刀切封闭管理”：校园防疫力避形式主义》

（闻道 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