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甲

憨玲死了。我的脚步像被野草缠住，再也迈不开。

憨玲是她的绰号，她的真名叫什么，没人在意。十年前，她随母亲改嫁到我们村，从此成了我们眼中的“外人”。她确实有点憨，小学时因尿裤子被同学耻笑，就此辍学，从此终日背着箩筐在田野间割草。

我放下书包，径直往北坡走去。那里有一片茂密的草地，是憨玲常去的地方。果然，远远地，我就看见她瘦弱的身影弯成一道弧线，手里的镰刀机械地挥舞着。

“憨玲。”我唤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脸上沾着几根草屑。她的眼睛很大，却总是蒙着一层雾，像是睡不醒的样子。

“给你。”我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好的菜馍，递到她面前。

她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俺娘说，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

“不是白给的。”我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你给我一把车前草，我奶奶需要这个煮水喝。”

憨玲的眼睛亮了一下，急忙从身后的草堆里挑出几株绿油油的车前草，仔细抖掉根部的泥土，用草茎捆好，这才接过我手里的馍。她吃得很快，几乎是狼吞虎咽，时不时警惕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抢走她的食物。

憨玲在家排行老大，母亲改嫁后又生了弟弟和妹妹。在这个重组家庭里，她成了“多余”的人。因为她智力有些问题，继父经常打骂她，动不动就不给她饭吃。有几次，我看见她胳膊上的淤青，问她怎么了，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割草对她来说反倒是一件快乐的事。虽然有时要顶着烈日、冒着暴雨，但至少能躲过继父的打骂。她常常不愿回家，即使饥肠辘辘，也宁愿待在田野里，望着炊烟发呆。

“你为啥老给我带吃的？”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我一时语塞，支吾道：“我家……我家缺草药，你割的草好。”

她半信半疑地点点头，从那以后，总是特意为我留一些品相最好的草药。萋萋芽、苦苦菜、车前草、蒲公英、艾叶……她虽然没上完小学，却对野草的种类和药性了如指掌。

“这个治咳嗽，”她把一把紫色的花塞到我手里，“晒干了泡水喝。”

我接过花，偷偷把一个菜馍塞进她的草筐里。她发现了，执意要再给我一些草。这样的交易，持续了我整个中学时代。

我离开家乡去省城上大学的那年秋天，憨玲嫁人了。听说那男人是邻村的木匠，家境尚可。我原以为她会从此过上好日子，心里还暗暗为她高兴。

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我在村口遇见了憨玲。她穿着一件半新的红棉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脸上又添了几处新伤。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只是低着头，不停搓着冻得通红的手。

“他打你？”我轻声问。

憨玲的眼泪滴在雪地上，瞬间被雪花湮没。“他输了钱就打我，”她声音很小，“俺娘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我别老往娘家跑。”

我翻遍口袋，把身上所有的零钱塞给她。她坚决不要，最后我只得说：“算你借我的，等你有了再还。”她这才收下，匆匆转身离去，像是怕被人看见。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憨玲。

憨玲的葬礼很简单，一口薄棺就下了葬。她丈夫没来，据说在外面躲债。下葬后的第七天，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亲人要去坟前烧纸，俗称“头七”。那天晚上，我偷偷去了憨玲的坟前，却意外地发现她的母亲已经在那里了。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后认出了我。“你是……老李家的小子吧？”她声音沙哑，“常给玲儿带吃的那个。”

我点点头。

“玲儿……她留了点东西给你。”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

我疑惑地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破旧的练习本和一小叠零钱。本子上密密麻麻画着各种草的图案，旁边还有简单的标注，有的是拼音，有的是歪歪扭扭的汉字。

我翻看着本子，最后一页写着几个大大的字：“草的钱，还给你。谢谢。”

憨玲母亲指着那叠零钱说：“这是她攒下的，说是还你的。”

我捏着那本来之不易的“草药图鉴”，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我对不起这孩子，”憨玲母亲突然说，眼睛盯着熊熊燃烧的纸钱，“她不是憨，她只是……太实在了。”

风卷起纸灰，在空中打旋。我把本子贴在胸口，忽然懂得：她一生像田埂边的野草，被踩进泥里，却始终挣扎着向上生长。那笨拙的坚持，是她守护尊严唯一的方式。

新坟静立。月光下，纸幡轻响，像是她终于说出口的告别。

如今，每当我看到石缝里钻出的草芽，总会想起那个被叫做“憨玲”的女孩。想起她在烈日下、暴雨中割草的身影，想起她一笔一画描摹着草药的样子。

野草年年生。春风过处，又是青青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