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镔毅

元张起岩、周伯琦谒孔林赞碑立于元惠宗后至元六年，即公元1340年。石碑高0.6米、宽1.4米，由孔克钦树立。碑文内容是张起岩和周伯琦二人拜谒孔林时所作的五言律诗。碑文共计39行，每行15字。这些诗的内容也见于《阙里志》和《阙里文献考》。

古木森森、绿柏茵茵，“谒孔林赞碑”就这样隐藏在孔林茫茫碑林之中，而那两首五言律诗，则见证了两位儒士在元代至元六年于曲阜的一次相逢。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儒家不显、文道不昌的时代，两位儒士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来到孔林，各做诗一首表达文人对儒家圣贤的敬仰，和对文脉的坚持与追求。

张起岩出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其家世代簪缨。他与元代文学家刘敏中、张养浩皆为同乡，张起岩自称刘敏中、张养浩的门生。元仁宗即位后首次开科取士，张起岩即高中状元。

作为政治家，张起岩是相当出色的。他不但为官清廉、处事公正，而且外和中刚、正色立朝，当时便有人称他为“当世欧阳修”。他当福山县学教谕时，曾短期代理县务，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若得张教谕为真县尹，吾属何患焉。”张起岩不但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有极高造诣和成就的历史学家。由于他博览群书、学问渊博，熟悉金、辽典章制度、宋儒道学原委，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开始他奉诏参加了辽、金、宋三史的编撰工作。在三史的编撰中，对别人的稿子他总是一字一句地进行修改，以史为据，据理审定。同时，张起岩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才思敏捷、文笔优美，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文集，如《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

张起岩擅长书法，尤精篆、隶，并留有书迹《赠季境诗》等。而这首刻于孔林的五言律诗，正是张起岩在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任上完成的。张起岩一生热爱旅游，四十年的仕宦生涯让他游遍了全国的大好河山，并留下诸多诗词歌赋和石刻碑记。

在元惠宗后至元六年的八月，张起岩来曲阜观游，而同一时间，曲阜来了另一位奉诏祭祀孔子的大儒——周伯琦。周伯琦可以称得上是元朝士大夫的典范，在文学、书法和政治领域均有所成就，受到当时及后世的诸多赞誉。他博学、善作文章，著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及诗文稿若干卷，所作诗歌内容丰富，且寓言性强，情感深沉，为时人所称道；而在书法上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他的篆书师法徐铉、张有，被称为“本朝之冠”。其行、楷书受到赵孟頫影响，但也有自己的风格。他注重技法，主张“技近乎道”，将书法的艺术性与人品、学养、情感等相融合，在元末引领了江南复古书风。而在政治上，周伯琦也是官运亨通，担任过许多官职。可以说周伯琦在人生经历上和张起岩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此相似的身份和人生经历，周张二人能共同游历曲阜、谒孔林写诗，自然是水到渠成。

这个时候的周伯琦正春风得意，因为他得了扈从元惠宗的机会。周伯琦于至正十二年由翰林修撰升任监察御史，由此获得扈从资格。监察御史作为监察系统官员，扈从职责包含记录皇帝巡行、监察百官行为及参与祭祀礼仪等。能被选为扈从的汉人，一般都是比较受元朝皇帝重视和喜爱的人，周伯琦这次参与扈从，不仅有机会“扈从滦阳”，而且“屡草诏命”，还“奉诏代祀孔子于曲阜”。于是他便留在曲阜，代替皇帝祭孔。祭孔乃是国家大事，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若不能亲自祭孔，一般也会命令重要官员代为祭祀。周伯琦恰逢这重大使命，所以他才会在曲阜，与游历至此的张起岩相逢，而成就一桩美谈。

在此之后不久，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张起岩又受山东北路都转运使廉公亮的邀请到济南一同游览西佛峪，并留下三处石刻。不过，此时的元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恐怕难以让张起岩继续去闲情雅致的游山玩水了。次年，张起岩出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周伯琦也不再清闲，回京城担任宣文阁授经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进讲，辄称旨，且日被顾问”。

一块石碑，见证了两位大儒一段奇妙的缘分，更见证了他们对孔孟圣贤之道的不懈追求。当今人在此注视这块碑时，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位儒者的身影，更是一部流动的儒家精神史诗。张起岩和周伯琦挥毫泼墨写就的动人诗篇，与孔林中的四季常青柏一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动人的生命图景。那些在历史夹缝中守护文脉的身影，终将与孔子一起，化作照亮文明星空的点点繁星，诉说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