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便是描述传统中国社会观念及生活情景的秘史。《白鹿原》第十章开头，这样写道：

孝文和孝武一人背一捆铺盖卷儿回到白鹿村。因为学生严重流失，纷纷投入城里新兴的学校去念书，朱先生创立的白鹿书院正式宣告关闭，滋水县也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朱先生勉强受聘出任教务长。看着两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归来，白嘉轩好生喜欢，有这样两个槐树苗儿一样壮健的后人顶门立柱，白家几辈受尽了单传凄苦的祖先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了。当晚，白嘉轩手执蜡烛，把两个儿子领到门楼下，秉烛照亮了镌刻在门楼上的四个大字“耕读传家”，又引着他们回到庭院，再次重温刻在两根明柱上的对联：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白嘉轩问儿子“记下了？”两个儿子一齐回答：“记下了。”白嘉轩又问：“明白不明白？”两个儿子答：“明白。”白嘉轩坐在厅房的桌子旁说：“明白了就好。明日早起把旧衣服换上，跟着你三伯到地里务庄稼去。” 两个孩子都顺从地答应了。白嘉轩告诫说：“从今日起，再不要说人家到哪儿念书干什么事的话了。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咱家有咱家的活法儿。咱只管按咱的活法儿做咱要做的事，不要看也不要说这家怎个样那家咋个样的话。”

读了这段话，我的心往下一沉，读了十来年书，完了就回家务农，总有些失落与惋惜。失落什么又惋惜啥呢？又不十分清晰了，我是以今人的心态入了小说的氛围中。

近来，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在“韶华胜极”一节，先生这样写道：

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像对竹的爱意，惟因见父亲那么殷勤的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份量。

在介绍胡村胡姓时，先生这样写道：

胡村人皆姓胡，上代太公是明朝人，贩牛过此，正值大旱，他遗火烧尽畈上田稻，把牛都给赔了，随即却来了好雨，禾秧新苗，竟是大熟年成，全归于他，他就在此地安家了，我爱这故事的开头就有些运气。胡姓上代有胡瑗是经师，故堂名用五峰堂，猛将明朝有胡大海，但我不喜他的名字。我喜欢宋朝胡铨，金人以千金购求他弹劾秦桧的奏疏，现在祠堂里有一块匾额“奏议千金”，即是说的他。此外我爱古乐府羽林郎里的胡姬，但是胡姬不姓胡。

我老家胡庙村，族谱上说：“我胡氏本系宋朝胡相国宰相苗裔”。我门胡氏的太公胡安国，是前承“二程”后继朱熹的人物，也是个经学大师，不过，和胡兰成提到的胡瑗相比，似乎少了点个性，毕竟他曾入仕，而胡瑗一生只在乡村潜心做学问做教育。我曾祖父的学问很好，可终其一生，不过做过私塾先生，到晚年，仅剩能以毛笔写出漂亮的春联来体现他的学问了。

写到这儿，我禁不住问：古人读书的目的何在？应该没有今人想象的那样市侩，只为金榜题名获取功名。大多也不至于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没有考取功名便那般的狼狈落魄。那么，读书在古人看来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追求，抑或一种修行吧。所以，但凡殷实之家便要挂块“耕读传家”的匾额，不但图富贵，更求子弟知书达理。这样，再看胡兰成那句写“桑树”的话，确实有分量，读书与生活在传统中国人那儿，浑然一体，从来就不是分割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