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里，边上坐个姑娘，虽然戴着口罩依然模样俊俏。姑娘看着手机痴头怪脑地“呵呵”不停，然后纤指点动再打开语音：“看了老开心，给你分享分享”。走出地铁站，看见街角那个静静矗立的自动图书借阅柜，揣着敬而远之的膜拜悄悄绕过去，有网络有快递“就不打扰啦”。

纸质阅读时代，“分享”基本靠“借”。电子媒介成了主要阅读载体，依靠“链接”“分享”基本替代“借书”，当然很便捷。只是当“借书”逐渐远离乃至陌生后，蓦然觉得少了“借书”“还书”及由此连带的那些琐碎，也是个遗憾，进而惶恐：多少年后“借书”会成“非遗”否？

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有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尽管有点夸张，但很激励。而在蛮长的一段岁月里，经济能力有限，且书籍供应紧张，借书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件要关系“很硬”才能办成的事。

听闻某人有本好书，赶紧去套个近乎；但人家会拽拽地说，后面眼巴巴地排着好几位呢。于是又“暗戳戳”相互协调，指天发誓“就看一个晚上，明朝早上八点钟上学时带给你”。一般而言，都是候分刻数地遵守着，因为失信会“再借就难”，至少一段时间里没得书可借了。

当然，也有转来转去，最后书转没了的。无论有啥理由，那几位有“黒”人家一本书嫌疑的难以“洗白”。而在那时借读的长篇小说，如《烈火金刚》《船长和大尉》《海底两万里》等，迄今还能记得其中一些内容。

学生时代末期，在青云路的上海电池厂劳动半年。恰逢闭门落锁多年的工厂图书馆重又开张，面积本就狭小，那天中午因有很多职工“轧闹猛”，显得拥挤不堪。

我们几个学生在边上看热闹，一堆人拥来突然脸上一阵灼痛，原来是一个工人在推搡中竟把烟头杵到了脸上。那时工厂的“图书管理员”，是个公益性质的业余工作，但每天中午可以提前离岗“到图书馆‘做准备工作’”，更有将热门图书不上架，而给关系密切者优先“享用”的便利。就这么一点清闲和职权，就成了颇为抢手的活儿。

无论过去将来，借书还书再借书，都会是学生、爱书人以书会友的重要渠道。当然也是为人解困，且手有余香的“雅事”。

鲁迅先生一向乐意借书给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但若归还时，书面上有破边卷角等情况，会面有愠色。当然也向别人借书，1915年农历初二的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季巿寓还旧借书三册”。

而另一个有名的读书人钱玄同先生的日记里，仔细记载有过借还书交往的名单，其中多次出现胡适、周作人等那年代里的文化精英。究其原因，一是某些书籍难购，二是老先生那时经济不宽裕。

上世纪五十年代，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向前夫胡兰成借书。胡以为能旧情重燃，回信就有点缠绵；而张爱玲回信仅两字“谢谢”，后来就没了后来。

上海有句老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书，能演绎为佳话，关键是诚信。有人说借钱容易讨钱难，弄不好朋友也没得做了。借书同样，要有契约认同，否则朋友照样没得做。

而“男女之间，借书的学问是很大的”，这是《围城》作者钱钟书的名言。在还书时夹张纸条或一封信的“梗”，被抄袭了无数遍，还会继续抄袭下去，因书结缘比翼齐飞的美丽故事，依然延绵不绝。

如此，“借书”岂会成“非遗”呢。

■毛毛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