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母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给70年党龄的她。

我的父亲周玉民如果健在，党龄76周年。

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父亲1945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16岁入党，在医疗卫生战线奋斗了一生。2011年，他离休后的唯一一次住院，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专业救护了许许多多战友，却没能救回自己，心肌梗塞带走了他的生命……

父亲离休后，每当七一、八一和国庆节之际，必定提前打开电视。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父亲庄严起立，注视着屏幕，不容任何打扰。直播节目结束后，父亲就拿起电话，拨通战友的号码，接下来是充满豪情的对话，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那笑声传递着欣慰。只要我在身边，父亲打过电话就会跟我讲起他的军医生涯……

日本侵略者投降前的1945年4月，驻扎在我们金乡老家附近的八路军，集合起周边的小伙子，讲解时局，宣传抗日，血气方刚的男儿纷纷报名参军，父亲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部队将他们集合起来，进行了十几天军事训练，随后向前线开拔。

那时，父亲只有15岁。

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前线战事不断，与日寇的战斗进入白热化。

到了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个防水布棚子。带队的军人将父亲一行带到一个棚子前，向首长报告。

这时，一副又一副担架抬到棚子围成的院子里，担架上都是八路军伤员，有的军衣成了碎片，伤口暴露在外；重伤的战士脸上抽搐着，看上去极度疼痛。几位身穿白大褂的人穿梭于棚子间，指挥担架抬往各个棚子。

父亲忍不住面向首长说：“报告首长！我可以去帮忙吗？”

首长看了看他，问：“多大了？”

“报告首长！已经15岁！”

“看到这些伤员，害怕吗？”

“报告首长！不害怕，担心他们。”

首长说：“读过书吗？”

“读到初中。”

首长定睛看看他，“好！从今天起，你就是卫生所的一员了。马上投入工作！”

父亲模仿着其他人，利落地答道：“是！”

首长两手紧紧抓住父亲的双肩，用力晃了两下。我的父亲感觉心里热热的。

从那天起，父亲成为冀鲁豫三分区卫生处一名卫生员。而用今天的年龄划分，他当兵时还是未成年人。

那段日子充满激情，那是一个拼搏的年代，忘我的年代。每次战斗打响，父亲就跟随前辈往返前线，从战场上抢下伤员，背往担架队，再由担架队抬到卫生所抢救。伤员都比我父亲高大，瘦小的他躬身背着，在枪林弹雨中，体力不支就两只胳膊扳住伤员，实在不行就停下深呼吸几口，继续前进……一位伤员，又一位伤员……

每当看到伤员抢救无效，我父亲学医的渴望会更加强烈。

我曾经问父亲：“一点都不害怕吗？”

父亲说：“不知道害怕，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念头，太多受伤的战士需要帮助，在那个为了民族的解放充满献身精神的氛围里，每天被身负重伤还盼着上战场的战士们感动，恨不得全身都变成本事去帮助他们。”

父亲说，前线的救死扶伤非常神圣。他离不开卫生所，他不可能离开部队！

抗战进入反攻决胜阶段，卫生所里分不清每天是哪一天，顾不上白天和夜晚，就一直在忙。等到伤员们睡着了，父亲就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记下医生治疗的方法、用药，手术以及包扎等专业内容。累极了的时候，站着都能盹着了，盹得太沉时，身体一歪倒会马上惊醒。

战地卫生所仅有的几本医书，他看了很多遍，不懂就请教。军医前辈见他小小年纪酷爱学医很是喜欢，认真地指导他。军医之门，为扎实肯钻研的我父亲打开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6月，我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冀鲁豫11纵队卫生所，他从卫生员先后升任副班长、班长。1949年随部参加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后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就地驻扎。四川剿匪时，父亲坚定地报名参战。一次遭遇土匪偷袭，父亲抱着随身皮箱，连人带马一起跃到了河里。土匪的子弹追着打，就是没打着父亲。我的父亲讲起那段经历，呵呵笑着说：“多亏渡江战役前夕学会了游泳，才得以全程参加剿匪，直到胜利……”

前线的历练，战火的洗礼，父亲的专业水平在实践考验中提升。父亲从卫生所到团卫生队，从医助到医生，当了团卫生队长后，仍然不离专业。

战场上起死回生的战友们，外伤留下的慢性疼痛令到父亲不安；止疼药用多了会产生依赖，而且不能治根，父亲与中医学书籍较上了劲。上世纪60年代，经由部队上级同意，父亲引进了针灸，从地方医疗机构请来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队的医生们积极投入，扎实学习，很快用于临床，尤其对于外伤顽疾的理疗，有效减少了对于药物的依赖。卫生队有位叫季亭的军医，学得特别精到，转业地方医院后，直接坐诊针灸科。

1968年西南野战军部队大调防，父亲随部调防云南边疆。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任后勤部副部长的父亲奔赴前线，一路打到河内……

如今，父亲的笑声犹在耳边，却已10年天人相隔……

多想父亲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的振奋人心的场面！多想看见父亲欣慰的笑容，听见那激动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