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棚改，我分到一幢新楼房。孩子们独自生活，这130多平，就欣然留一间做书房。亲手设计的一面墙书橱，上部分格三层，下面封闭式，放一些大开本的线装或带匣书籍。

我把七八个纸箱的书，由储藏室搬到书房，倾倒一地，瞬间竟一股霉香。深深吸了一口，这是书与岁月的味道。老伴帮忙，一本本分类整理。这些书，以小说为主，也有政论，亦有古代散文、诗词。有的从小学跟随我六十多年，搬了几个地方，没舍得丢；有的缺角少页，辗转了几个书友，带回他们的圈划点评。

这些书，有新有旧，有线装、平装，有六七十年代的32开本，因此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些崭新如初和未启封的，是即将大学毕业外孙高中时未读的，我特别给它们一角地盘。

一套《毛泽东选集》，是1952年版的，繁体字竖排本，外观保护得还挺新，内页有些卷角。这是1958年春天，我上小学六年级，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同班女同学，由于家庭原因和乡里驻村干部结婚，我去这位大姐家送行时，新郎姐夫送我的。

那时，没有课外书看，我抱着四卷本如获至宝。读到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我被深深的吸引了。虽不甚明白内涵，但“湖南”使我记住了这篇文章。因为当年我舅舅为谋生外出闯荡下了江南，找了个湖南媳妇，觉得这个地方挺有亲切感。

直到1960年春，济宁专区初中会考时，政治试卷中有一道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试题，我很容易地答对了。五年前，我在邹城见到分别了近六十年的那位同学大姐，她和姐夫还挺健谈。说起这套毛选，我提议物归原主。姐夫说，你留作纪念吧。去年，听说85岁高龄的姐夫不在了。我望着他送给我的毛选，心里默默念叨：老同学、大姐，你还好吗？要多多地保重。

《平凡的世界》三卷本，有两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此书刚一问世，便风靡一时，书店供不应求。我在一家个体书店买了一套，是打折优惠的盗版书，印刷质量和纸张都很差，有的地方还字迹模糊，但还是坚持看完。正在上中学的女儿，也挤时间阅读。十年后，已参加工作的女儿去济宁开会，在书店为我买回一套正版书，现在依然整洁如初。

该整理《金光大道》了，这是1972年出版，作者浩然，那是当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不多的几种小说之一。书的封底没了，后面的几页残破了，真不知道多少书友传阅了它。

在济宁上学时，我和好友刘宝成同学，在校园图书馆轮流借阅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课余时间经常讨论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性格与道路，为三人及其所爱的人担忧。直至工作后，我才如愿买了这套书，还有巴金的《雾雨雷电》等著作。睹物思人，宝成兄已于二十年前因工作劳累过度而早早离世了，不禁怅然。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世界名著，单列了一层书柜。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更是激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我特地把它放在了显著的地方。

《亮剑》《红日》《白鹿原》《废都》《大雪无痕》等两纸箱子的当代小说，我挑选了一部分放到书架上，一部分又封存在了箱子里。

在当代作家中，记忆犹新的是丁玲、王蒙等人。上学时，我们就私下议论丁玲的才华，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时候不让看。宝成同学不知从哪借到一本残缺的，我们偷偷地传阅，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不能看，也没理出个所以然。

现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赫然排在我书架上。而1956年，二十刚出头的小伙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开始关注文学杂志。1983至1984年，我连续两年订了王蒙任主编的《人民文学》。直到今天，一叠当年的杂志还在床头，经常翻阅。

两种版本的钱钟书的《围城》、鲁迅先生的《呐喊》等单行本，姚雪垠的十卷本《李自成》、老舍的《四世同堂》及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词、散文、古典小说……我一本本挑着，翻着，排着，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书排放的整齐了，可我的心绪很乱。每一本书都能唤起我的回忆，勾勒出时光的画卷，重现一个个消失了的故事。

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像彩色的真实生活中忽闪而过的黑白镜头，温暖而令人心碎。

仿佛看到了童年的我，青春的我，中年的我……蓦然回首，“鬓微霜，又何妨”“老夫聊发少年狂”。书是我的挚友，它伴我成长，我陪它慢慢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