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始，京杭大运河经过山东，但是元明时期的运河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路径。当初自济宁向南，运河通航完全是利用的自然河流，由洸河入泗河向南达于徐州黄淮。运河自鲁桥向南，是走的目前南四湖之西的路径，经南阳、谷亭、湖陵故城、金钩、沽头、古留城等南达于徐州，当时南四湖尚未形成。自元至明中期，这段运道畅通了二百多年。
自明弘治年后，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曹、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洪水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经过嘉靖年间盛应期、朱衡等开挖南阳新渠，自南阳至留城间新开河道一百四十余里，将运道改移于东部高地，抛开了原来的泗运旧道，使不再受黄水的东侵。
南阳新渠开成之后，留城以南仍沿用泗运旧渠，虽经疏浚，仍避不开黄泛。此后于隆庆元年（公元1569年）及隆庆三年、四年，黄河又连年决口，多是淤塞留城南北至徐州之北的秦沟、浊河口、茶城一带 。运道阻塞不畅，南来漕船阻于邳州不能北进。
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的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改开新渠，以避黄泛。“于梁山以南（位于今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浊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翁大立的建议，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而且不久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议”。
泇河原是以分别发源于费、峄县山中的两条自然河流，而汇成的一条河流。东西两支会合后，向南流于邳州、宿迁入泗淮。如果从吕孟诸湖向东开河接到泇河，沿此河道行运，就可使运道东移，完全避开黄河的冲漫。但沿途三四百里的河程，穿丘陵越湖塘，地质状况复杂，开发之后其结果究竟如何，可否通运？此事令人难料。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泇河，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雒遵勘察后上言，开泇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实在艰难；所经过的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多，开凿仅仅才二丈，凿硼石会涌出水来；侯家湾、良城虽然都有了河的形状，但河里伏石太多，坚硬难凿，即使硬性开凿，水流湍急，漕船也难以通过。况且蛤蟃、周柳等湖与河道相连，必须在水中筑堤，用工和经费也没法算清多少。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然可以筑堤，但是需要凿开葛墟岭来泄正流，开挖地浜沟来排泄零星的支流，做完这些才可以施工。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尚书朱衡会同总河都御史万恭等再次前去勘查。这一次，朱衡回来却转变了看法，奏报开泇“有三难，大略如遵指”，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建置了。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泇六难”“永罢开泇之策” 之议等，使朝廷上反对开泇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开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罢了。
时光又至万历年间。三年（公元1575年）二月，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他以新的考察结果重提开挖泇河。他在《开泇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不久前看到徐州、邳州一带黄河的河床越淤越高，阻塞、决口、改道的隐患不在今年秋天就会在明年发生。如果在徐州、吕梁下游决口还好办一些，若在萧县、砀山的上游，那么不但会导致漕运中断，恐怕连徐、吕二洪都会干涸！如果在北岸决口，那么不走张秋（属阳谷县）也一定会冲到丰县、沛县。只有重新开挖泇河，把黄河放在一边，不把它作为运道，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泇河的“三难”之说，称自己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开始就从上泉河口打通，一直向东南方向拓展，那么，水就是向低洼的地方流去。这样，水流趋向高处的难题就避开了。再向南一点经过性义村，那么岂不又避开了向东经过葛墟岭地高、石坚的难题了吗？稍微移动一下陡沟河，让它经过郭家西的平坦之地，那么，良城、侯迁的伏石就又可以躲避过去了。至于泇口上游和下游河水有深有浅，湖塘一个接着一个连片成网，其间还有不少砂礓石的问题，并不阻碍河床的拓宽。总比上自泉河口引水，下至大河口出水要好得多。这样，从西北到东南总共五百多里，比借黄河这条线近八十里，而且这条运道上，补充水源的河、渠、湖、塘，占这一区域的十分之八九。源头的水都是地下、地上水网相互贯通。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的漕运啊！过去，工部尚书朱衡开挖的新河，都御史潘季驯开挖的邳河都是姑且补救一时之急，他们当时所用的工、费之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现在虽然有幸未出现阻塞，但是关键问题不解决，不能不担心会有突然的事故发生。到后来再用尽所有的财力，来疏通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又和新河、邳河治理后，依然水势汹涌有什么两样呢？如果用十年来治理黄河的费用完成泇河的开挖，泇河就是现在的黄河，而且不用担心它再堵塞和决口了，茶城也不再担心淤平阻塞了，徐、吕二洪的艰险也不用再担心了。漕运的船只不用担心沉没和折损了。洋山这条河可以不用挖，境山的船闸也不用再建，徐口防洪的役夫都可以省去，马家桥的堤坝工程能够中止。现在不提供这些经费，今后节约下来代替开挖泇河的费用还足足有余呢！我认为开挖泇河是适宜的。
傅希挚关于开挖泇河的奏疏，如此深入详实、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鲜明对照。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万历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开挖泇河之役，看似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泇河的事。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泇“的想法，使开泇之议再次泡汤，“亦遂寢”。
至此，“开泇河”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推动事情进展的却仍是黄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徐州，加之“徐沛鱼滕诸郡邑雨潦大作，泉湖湓溢，汪洋滔天，漕堤溃决凡二百里”。秦沟河口段愈淤愈高。此时，东起微山、吕孟诸小湖，西至马家桥、李家口一带汇为大湖。李家口河行船时纤挽无路，粮船无处停靠。
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泇。于第二年动工，经过五个月的时间，开挖了四十五里中心沟（即彭河），并建成湖口闸。这就是泇河的上游。舒应龙假以泄洪水的名义，首先成功地开挖了一段泇河。有意避开争议的问题，而实际上却积极地把开泇付诸于行动，充分体现了他的从政谋事智慧。
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泇河的帷幕。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黄河又在徐州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这时开泇之议再起，连工部也赞同开泇河，但在行动上却犹豫迟缓，不见结果。
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又有更多的大臣提议和赞同开泇河。其中尤以时任总河的刘东星、夏镇分司主事梅守相、御史张养志等起了决定性作用。刘东星被万历帝命为开挖泇河的督理。张养志向朝廷提出“四” 议，对开泇河的意义作了新的论证，对实施方案等进一步作了调整和修改。他们新的调研，认识更加深入，实践上更加切实可行，推动了工程的实施。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开良城、侯迁庄、万庄由黄泥湾到宿迁之董口河道，因“地多砂石，工艰未就”。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同时，在韩庄以东的河槽上，分别建巨梁石闸和德胜、万年草闸等。为开泇河，刘东星殚精竭虑，带病督理，最后殉职于任上，令后人赞叹！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今三孔桥）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黄河夺泗之运道），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泇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八月，李化龙上报泇河大部分水工完成，当年粮船就有三分之二通过泇河。泇河开通后，南来航船由邳县直河口入泇河，经台儿庄—韩庄—李家口入漕运新渠，经夏镇至南阳，再向北经鲁桥、济宁等驶达北京。万历三十三年，漕船过新渠达八千多只。此时李化龙因母丧离任，总河侍郎曹时聘接其任，又完成了未竞之工，包括修台儿庄、侯迁、万年、张庄、德胜、韩庄等船闸八座，疏通东部山泉济运支渠等工程。还设立了泇河运段的管理机构，增设河官和闸夫，建邮驿、巡检司等。到这时，一项前后争议了35年的工程，在经历了一波三折、坎坷跌宕的考验之后，终于完成。
泇河新渠虽然通航了，但围绕开泇河的争议却并未结束。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清楚；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黃祸， 又可以借黄行运。潘季驯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在“泇河之议”中，主黄派反对开泇河；在泇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正如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二月，广西道御史史弼上疏所言：泇河开成以后，就一定可以代替黄河吗？目前泇河经常河浅没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出现大量淤沙，而黄河却更加随便的到处决口。两项工程同时动工，一个也没有完成。
在这种争议的推动下，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进行了拓展、疏浚，其建置不断完善，而原来的借黄行运也并未立即废弃，在一段时间中保持着两道线路通航。直到明朝灭亡，对于泇河的争议才完全止息。
清代完全接受了开挖泇河的成果，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旧运道被完全废弃。“废镇口河，专用泇河”。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这似乎就成了对开挖泇河的历史总结。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京杭运河再没有改变。
从隆庆三年翁大立首提开泇河被罢免，到万历三十二年泇河开成通航，前后经历了三十五年。为此朝廷上屡仪屡罢、一波三折、延宕纠结，泇河之路谓之曲折坎坷，令后人感叹！但也说明，真正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改革创新之举，终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获得成功。兴业之关在于治吏，如官场人事之风不整，官员谋政以私，决策者无卓识之见，必然贻误大业。而像翁大立、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那样，把国家和民众大计置于个人安危之上，敢于力排众议，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官员，才真正是成就大业的栋梁，他们会永远赢得人民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