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风险社会”原来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其实，“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一部中华文明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与各种灾难困苦的斗争史。任何磨难从来没有压垮过中国人，中华文明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因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而“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中华文明之根在乡土，中华民族生活千年的家园是“乡土”中国。众多分散、自足乡村的存在，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中华民族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五千年历史，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乡村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农耕经济直接取资于土地，受土地资源分散布局的自然约束，一定范围内生活的人口必然不能太多。同时，由于存在生产中水利合作和生活上互保安全等的需要，又决定了一定范围内生活的人口也不能过少。于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聚村而居自然成了最佳的选择。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最终形成了散落于各地、数以百万计自足自养的乡村居落。这些乡村并不是简单化的、孤立的农业、农民、农村，而是一个集合生产与生活、政治与经济、历史与文化、现实与梦想于一体的文明形态，是几千年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发展之源头。

在西方经济理论看来，乡村高度分散、自足的特性，无疑是低效率、不经济甚至是落后的。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一样，历史上为中华民族成功应对各种灾难危机提供战略纵深保障的，恰恰是成百千万分散、自足存在的乡村。

乡村在大空间上的高度分散，形成了规避风险的天然屏障和克服危机的战略腹地纵深优势。就如国内新冠“疫情”爆发，恰值春节大量务工人员返乡，但最终乡村无论是感染人数、感染范围还是二次感染率等都大幅低于城市。在城市医疗卫生条件远远好于乡村的情况下，不能不说乡村的高度分散性起到了疫情传播天然隔离墙和阻断器的作用。再如，近代的反侵略斗争中，敌人即使占领了我们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广大乡村这一战略纵深腹地，造成了弥补敌强我弱等现实缺陷的缓冲和补救条件，我们最终犹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成功克服亡国危机。

自足自养的特性，使乡村成了减轻社会震荡的缓冲器和化解危机风险的蓄水池。独特的乡土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是一个安全稳定的自足自养系统。虽然历史上很长时间内，这个自足系统的保障层次都是比较低的，但在社会动荡或大的灾难危机发生时，它毕竟不仅容许国家和社会以几乎零成本来解决乡村这一部分人口的问题，还能为乡村以外提供物质资源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从而增强国家总体危机应对能力和底气。疫情防控初期，乡村、农民在和城市、市民同样是居家防疫，而几乎未向国家伸手的情况下，还满足着城市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蔬菜和粮食等供应保障。另外诸如，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头疼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却是个伪命题？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能够最早走出来，并有一枝独秀的不俗表现？为什么中国经济具有足够韧性，我们有底气、有能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问题的回答，恐怕不能忽视中国有乡村这个“缓冲器”“蓄水池”的特殊国情。

成百千万计的乡村，就是成百千万个生产生活自足体，也是成百万颗文化文明的种子。由这些文化文明种子聚合发展而成的中华文明，拥有任何文明都不具备的、超强规避风险和克服危机的能力，这才是它能在五千多年历史流变中，经受住无数冲击挑战而生生不息，成为唯一流传至今的古文明的根本。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用最古老的源头控防法，取得了全球战“疫”最佳的成绩和实效。实践证明，人类文明中那些古老的生产生活智慧，有着永不褪色的价值。乡村与城市，都是体现人类不同生产生活样式的文明形态。

现代城市以人口和资本等的集聚，创造了高效率的财富增长，但人口和资本等积聚的同时，也是风险和危机的集中。而分散、自足的乡村，虽然没有城市各种要素积聚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却在应对灾难危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特殊优势，这也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史以惨痛的代价证明了的。

当今全球化时代相较过去，是一个风险和挑战更甚的时代，我们必须摒弃单纯GDP思维，而从保障中华民族安全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这一“国之大者”的高度，来认识和珍视乡村的价值，谋划乡村未来的发展，以期乡村与城市能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