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由士兵提升为干部后，管理员对我说，你不能在连队食堂吃饭了，他们的定量标准是58斤，你是37斤了，应到师机关干部食堂就餐。

实际上，国家给予部队机关干部的定量为每月38斤。沈阳军区决定，每人每月要节约1斤支援灾区。到1982年3月，我转业前一直这样执行。

国家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全国上下都在节约用粮，却保证了军人、军马的口粮和饲料供应。37斤，应该说是不少了，由于常年缺少“油水”，饭量比较大。连队干部、战士58斤口粮，吃一顿大米饭，每人平均要1斤2两米。所以，连队常把大米、高粱米混在一起吃，这种“二米饭”就节约多了。我当战士的时候，除非节假日，基本上吃不到大米饭。

军区下拨给每个战士的伙食标准，是每天4角2分5厘4钱，这是军需科副科长刘道珊告诉我的“权威”数字，多年未曾改变。这些钱除了购粮，所剩改善副食的空间就很有限了。改善伙食有句口头禅：“养猪，种菜，磨豆腐”，后勤称为“三大法宝”，巨幅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

我在机关食堂用餐，早上是一两稀饭、二两馒头，中晚各四两，省下一两，积攒后寄家用给孩子添些细粮、饼干之类。

星期天食堂经常吃水饺，就餐干部人人都去包，吃饭时在窗口狠狠心也最多买18个。一两粮票3个水饺，一顿饭用掉6两，也算尽到最大努力了，粮票有限，不敢多吃。堂堂七尺大男兵，再来一份18个水饺也不费力，但只能就此为止。

我和师汽车修理所技师杨克云同志，都曾经当了两年的军宣队员，同时在两个小组工作。他每月领58斤粮票，我领37斤。在同一食堂就餐的，还有师政委李炜（后任辽宁省军区政委，少将）、副师长黄丑和（全国战斗英雄）、副政委苗清润等领导，都是37斤，而他们的通讯员却是58斤，因为他们是师警卫连战士。

在转业前，我担任了六七年的后勤部机关党支部副书记，时任副团职的支部书记籍炳君同志，给我的主要工作是抓好干部食堂的伙食。机关干部不出操，起床号过后，我常须催促单身宿舍的干部们下地干活。

办公室附近及小山坡上有几块传统的菜地，每年都种植土豆、白菜、萝卜、豆角、茄子等，供食堂自用，常有拔草、施肥、翻地等活计。有时每周六下午党员活动日，在会议室学一会儿文件，便去菜地干活。不在食堂就餐的部首长和团营职科长、副科长们，也加入到劳动的队伍中。

食堂在八一、十一、元旦、春节必须组织的会餐，菜品均为个位数，酒由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在军人服务社购买，微醺光盘后即付粮票、菜票，然后离席回宿舍。食堂的菜价，明显低于师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的管理科食堂，他们常常夸赞后勤部的伙食好。

现在我常想，自己年近八十岁了，身体不错，也许是常年节约粮食带来的好处吧！节约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种菜是节约粮食的手段。离开老营房快四十年了，我曾洒下汗水的机关干部那几块小菜地，常常走进我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