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始京杭大运河经过山东，但元明时期的运河，由济宁向南通航完全是利用的自然河流——由洸河入泗河向南达于江淮。当时南四湖尚未形成，运河自鲁桥向南，是走的目前南四湖之西的路径，经南阳、谷亭、湖陵故城、沽头、古留城等南达于徐州。自元至明中，这段运道畅通了二百多年。
明弘治年之后，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曹、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洪水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尤其是嘉靖五年（1526年）的一次决口更为严重。这时运道淤塞，“粮艘阻不进” ，连丰县县城也没于水，被迫迁治。河水漫溢使昭阳湖与其周围的塔具、孟阳、满家等七八个小湖连成一片，湖面大为扩展 。
面对漕运的危机，嘉靖皇帝世宗忧虑不安，明廷大臣“各献治河之议”，但他们的意见相佐。有的主张重新“导河使北，至直沽入海”，有的主张“引河向南，自兰阳注宿迁”， 也有的主张从上流汴城疏竣原废黄河的故道引黄下泄，还有的主张从上流“引河水注于卫河至临淸、天津，则徐、沞水势可杀其半”，更有的主张于丰、沛、谷亭间筑堤护漕，疏浚被淤塞的运道等，可谓莫衷一是。而唯有时任左都御史的胡世宁，上言更为大胆创新。他主张干脆放弃原泗河运道，另辟新径，于湖东开新渠。“当于湖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指昭阳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等。对于此议，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成勋等一些官员，也都赞同和支持。但是面对众臣的争议，嘉靖皇帝不能决定。泗运河道是自元至明二百多年的漕运命脉，岂能轻言废弃！
嘉靖六年（1527年）冬，朝廷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他上任后于次年赴实地勘察，认为胡世宁开新河之策切实可行。于是奏明朝廷，获准动工。共役夫六万五千人，用银二十万两，刻期六月竐工。动工后黄河又决，淤庙道口运道三十里。谷亭之黄流断绝。盛应期当即安排疏浚位于兰阳北的赵皮寨、孙家渡（贾鲁河）及位于徐州北境的南北二溜沟河道，以杀黄河上流水势，并疏通下流河道。又筑成武以西至沛县以南长堤，以防黄水北溃。
盛应期为赶工期昼夜行宿水中，督工迫急，百姓渐生劳怨。工程进行到四个月，又逢川陕湖广等地大旱。一些心怀私计的官员借机弹劾，谬言应期劳民伤财体罚民夫等。在各种流言蜚语蛊惑下，明帝即令罢役。盛应期立即上章自理，请求展缓一月，以毕其工。世宗接奏后大怒，拒绝奏请，下诏将应期割职罢官，由侍郎潘希曾接任，但有官员为其鸣不平。胡世宁就上疏说：以新河之役，我是首倡；应期刻期六月竣工，现已四月，工程已完成十之八九。由于督工急促，招致众怨。自古当责首议，我请与应期同时罢官。世宗未许。而新河之役，就这样功亏一篑而罢，“自是四十年无人敢言改河者”。而盛应期却心怀坦荡，充满自信，发出“功成不必在我” 的壮志名言。
其后，黄河又频繁决口，漫淹鱼台、丰、沛以及向南至邳州的运道，漕运梗塞问题越来越严重。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又于沞县决口，洪水穿运河入昭阳湖，“上下二百余里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洪水“浩渺无际，河变极矣”。是年冬，朝廷命朱衡为工部尚书监理河漕，以潘季驯为佥都御使总理河道，往赴治河。
朱衡亲率部属，赴当地勘察河势，驾轻舟，凌风雨，巡行河道，看到原来沛渠旧河潴水如泽，汪洋一片；原运道积淤甚厚，泥泞不堪，疏浚、筑塞都不能施工。他认为即使现在治理了，他年黄水再来也会被淹没，无济于事。当地吏士父老们反映，昭阳湖以东从南阳至留城因其地势高，每次河水泛滥都不能及。从现场看到，昔日盛应期开凿的河渠故迹仍然存在。朱衡把勘察的情况奏于朝庭，经庭议明帝准予开新渠。但工程刚开始不久，因触及当地某些绅民仕商的利益，非议之声又起。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官员，又上言以复旧渠为便。其中包括潘季驯也以新河地处土浅泉涌、劳费不赀等由，而坚持恢复旧渠，因而与朱衡有隙。更有官员诬称朱衡好大喜功、“违众自用” ，为督“难成之役” 竟“用腰斩截发之刑，致死万余人”。明帝收到这些弹劾未置可否，乃以“国之大事谋之深慎”为由，于次年二月复遣工科给事中何起呜前往实地调查核实。
何起呜赴沞地深入考察，回京后全面奏于朝廷。他在上言中详实说明旧河难复有“五” ，言：“自留城至沞，莾为巨浸，无所施工。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棲身。挑濬则淖陷，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 等等，这实际上是说旧河已无法疏治；同时言“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绝后来溃决之患”。至于当地居民的意见有两种：“在新河者则称新河可开，在旧河者则执旧河可复，皆为市廛之私，非为国家运道计也”。最后他明确表态：“臣断以为开新河便” “宜用衡言开新河，而兼採季驯言，不全弃旧河”。经过廷臣议定，明帝谕决朱衡开新河。
朱衡主持开新渠，亲驻夏村施工现场，昼夜督工 。对治河官员和民夫严责峻法。新河循当年盛应期的故迹，自鱼台南阳经三河口（薛河、沙河、赶牛沟三河交汇处，位于滕县西南45里，南至夏村20余里）过夏村至沞县留城（位于今微山岛西偏南六公里，没于湖）一百四十余里。同时自留城以下疏濬旧河抵境山、茶城（二地均在徐州北境，相距5里）五十三里，由此与黄河会。又筑马家桥堤（在微山之西）遏河出飞云桥（在江苏省沛县南部）趋秦沟（在徐州铜山县东北三十里）以入洪。方工未成，河复决沛县，冲坏马家桥堤，当时一些异见官员又借之起议罢免朱衡。但不久工竣，世宗大喜，并赋诗赞扬朱衡，至此非议乃止。此后又于新渠上修建了利建闸、邢庄闸、夏镇闸、马家桥闸、留城闸等共九座，另建减水闸二十座等。自此南阳至留城段运河离开了数百年的古泗河河道，使不再受黄水的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这段新渠名为“南阳新渠”，又名“夏镇新渠”，明终清兴一直保持了长期畅通。
从嘉靖七年盛应期首开新渠因流言蜚语被罢免，功亏一篑，至嘉靖四十四年朱衡功业创成，前后历经三十七年，南阳新渠之路谓之曲折坎坷，令后人感叹！但也说明，真正利国利民的创新，终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获得成功。兴业之关在于治吏，如官场人事之风不整、官员谋政以私，决策者无卓识之见，必然贻误大业。而像朱衡、盛应期那样，把国家和民众大计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心存“功成不必在我”之志，敢于力排众议，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官员才真正是成就大业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