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将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融入公司治理”。这一政策导向为传统文化赋能现代企业治理提供了明确的制度通道。当前，ESG（环境、社会与治理）信息披露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形式化披露、“漂绿”等现象依然突出，其深层原因在于ESG多被视为外部合规要求，而未能内化为企业的价值自觉。制度可以规范行为，却难以塑造信念——这正是“仁民爱物”理念可以发挥作用的所在。

“仁民爱物”出自《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认为，“仁”不仅关乎人伦，更是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体认。北宋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南宋朱熹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仁，是对宇宙生命力的感知与回应。“仁民”是对人的珍视与成全，“爱物”是对万物的尊重与养护，二者统一于“仁”的核心范畴，构成一个由近及远、由人及物的差序伦理结构。将其转化为企业管理语言，“仁民”体现为对员工的关怀保障、对客户的诚信尽责、对社会的民生担当；“爱物”体现为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对生态的保护敬畏、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这一理念与ESG三大维度一一对应：“爱物”对接环境维度，“仁民”对接社会维度，“诚信仁爱”对接治理维度。笔者将此概括为“仁爱治理”,以“仁民爱物”为内核，系统融入现代公司治理与ESG制度。

“仁爱治理”的落地可从理念、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展开。理念层面：核心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走向“利益相关者共赢”。“仁民爱物”提供了贯通义利的价值根基，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员工的尊严、客户的信任、社会的福祉和自然的承载力，这恰恰与ESG追求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高度一致。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正式放弃“股东至上”原则，全球治理理念的转向已然明晰。制度层面：中国商业史积累了丰厚智慧。明清晋商“身股制”让优秀员工凭业绩参与分红，体现了“财散人聚”的理念；荣氏企业“劳工自治区”被国际劳工总局称为“工业界先觉”。这些历史经验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制度不仅是约束，更应是激励；不仅是利益分配的工具，更应是价值实现的载体。当代实践中，华为员工持股计划、海尔“人单合一”模式、苏州固锝“家文化”建设，其共同特征都是让员工从“打工者”转变为“合伙人”或“创客”，这正是“仁民”理念的制度化表达。制度设计若能以“仁”为出发点，就能超越纯粹的契约关系，使企业与员工从交易对手变为命运共同体。文化层面：需要培育有温度、有底线、有责任的组织伦理。海航集团以国学大师南怀瑾主持的“同仁共勉十条”为全员行为准则，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日常规范，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德行；方太集团将儒家文化融入企业管理，确立“用仁爱之心，创美善产品”的理念；胖东来以超乎常规的员工关怀激发真诚服务；蚂蚁森林将公益目标嵌入商业模式，让低碳行为转化为生态修复行动。三者分别代表了“文化引领”“员工为本”“义利共生”的实践路径，共同证明“仁民爱物”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可操作、可推广的治理智慧。文化的力量正在于它不依赖外部强制，却能润物无声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使“仁爱”从理念转化为自觉行动。

将“仁民爱物”融入公司治理，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借鉴其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资源。它回应了“企业为何存在”的价值追问，弥补了制度在精神层面的不足，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ESG框架的构建。“仁爱治理”的深层意义在于：企业不仅是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更是成就人、造福社会、敬畏自然的共同体。

（作者单位：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 本文系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6JSGX-RS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