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里的一段话，他在延安窑洞采访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后，发出的一段感慨。斯诺这样写道：“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理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

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

斯诺接着写道：“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

这个有机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还有他们领导的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所以当工农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毛泽东对斯诺说：“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

延安时期，加强纪律性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对斯诺说：“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纪律的实行有利于红军密切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当然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后来，也就是1928年一次会议以后，在上述三条纪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八项。由于有了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不断地成长起来了，跟人民群众也打成了一片了。红军所到之处，都得到了那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说真的，延安时期，党和红军战备所需和生活所需还是非常困难的，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经常出现。而当地的老百姓却自愿捐献，把家里的粮食、金钱和布匹拿出来无偿献给红军，极大地支持了红军队伍和党的建设。

据当时的红军部队大管家林伯渠说：“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32万元。不论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款项。”

在红军到来之前，西北地区的农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民团的压榨和掠夺，卖儿鬻女，就是这样也不能维持生计，还是随时冒着被饿死和病死的威胁。

一位名叫斯坦普尔的博士在调查记录中说，陕西的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像甘肃等地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地方民团的剥削和掠夺也日趋严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成了社会普遍现象。

斯诺说：“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

鲜明的阶级对比，已经令这位外国人义愤填膺了。所以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写道：“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犹如闪闪发亮的红星，不仅照耀中国的西北，而且照耀全中国，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成功带领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是一颗永远不落的红星。

《西行漫记》 斯诺（Snow E.） 著 董乐山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