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亡，中国不灭。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一群中国文人用笔杆子撑起民族的精神脊梁，在文化阵地上守护着中华文明的不灭薪火。

中央电视台一套近期播出的电视剧《阵地》，将叙事重心聚焦于素有“文化抗战堡垒”之称的桂林，展开一幅不同以往的新异的抗战图景。

该剧选择了国内影视较少单独深入挖掘的“文化抗战”作为核心叙事，这使它在众多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独具匠心、另辟蹊径，不仅实现了题材层面的创新突破，更完成了一次深入历史肌理的精神寻根。

《阵地》通过再现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盛况，让观众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汇聚在桂林的中国文化人在艰难条件下传播文化，抚慰民众，动员抗战，重塑了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笔墨刀枪，文心长城。精神力量的兴衰与强弱，直接关乎民族命脉的赓续与传承，这使得文化抗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次要战场，而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根本性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李克农、夏衍等中共文化骨干南下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复刊《救亡日报》，广泛团结百余位文化、教育、艺术界精英，以笔墨为刀枪，以作品为枪弹，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用文化与信念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阵地》以浓墨重彩的笔触，熔铸了精神意志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深刻主题。剧中，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得知有许多贫民在日机轰炸中家破人亡，以致绝望自尽时，一语道破了精神防线的至关重要性：“若此类悲剧一再上演，恐怕无需日军来攻，我们自己便已从内部瓦解了。”

同样，当《救亡日报》刚刚复刊，其印刷厂便被敌机炸弹摧毁，一些机器化为废铁，弥漫在报社上下的低沉士气更甚于战火硝烟。面对此情此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提醒众人：“一次轰炸便让大家垂头丧气，岂不正中敌人下怀？”

《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的大声疾呼则更为振聋发聩：“报社的房屋塌了，可以另寻他处；机器毁了，可以重修再购。但我们的抗战意志，绝不能被这几枚炸弹炸垮！”

电视剧《阵地》正是通过这一个个重要场景和关键人物，深刻揭示了精神长城之于民族存亡的支柱意义。

诚然，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与教育事业难以正常发展。然而，电视剧《阵地》生动地向观众揭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与坚强领导，以及一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在危难中的坚守与支撑，才使得桂林这座战时的文化城池，在硝烟弥漫的危险境遇里，不仅没有沉寂和退守，相反迸发出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电视剧《阵地》中最为动人之处，莫过于展现民众如何在文艺的鼓舞下，重拾信念、凝聚力量。

在榕城饭店的大厅里，诗人艾青为几位刚穿上军装的青年战士朗诵他抵达桂林后创作的著名诗作《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深沉悲壮的诗句，叩击着每个人的心弦。

随后，年轻音乐家李陵带领众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愈唱愈响亮，连街边的行人也驻足凝听，最终汇入这澎湃激昂的合唱。

在阴暗潮湿的岩洞中，躲避日军空袭的民众面带忧惧，气氛凝重低沉，而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则以清亮的歌声驱散恐惧的阴霾，更带动大家动手清扫岩洞，在困境中重建秩序与希望。

得益于教育家陶行知的号召与倡导，桂林大力推行“岩洞教育”，空袭警报声成为上课的钟声，幽深的洞穴化作传授知识的课堂。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比敌机的轰炸更加响亮有力。

与此同时，任素宁在《救亡日报》上连载《南京惨案亲历记》，以血泪记忆点燃民众抗战的决心；剧院中，《梁红玉》《一年间》《台儿庄战役》《秋声劫》等剧目的接连上演，接续焕发激荡着观众的爱国热情；而在战局最为艰难的阶段，文化界更合力筹办影响深远的“西南剧展”，发出那个时代振奋人心的最强音。

电视剧《阵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将文化战与枪炮战交织在一起。剧中既有前线飞机轰炸的恐惧场面，也有后方文化人斗智斗勇的精彩情节，这种叙事方式在抗战剧中颇为新颖。

主创人员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艺术原则，不仅“集首有交代，集中升高潮，集末留悬念”，还运用了“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一创作手法。

《阵地》对历史细节的精准还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如第3集中巴金拜访刚到桂林的陶行知，在人物对话中传达出文化人士在桂林的艰难处境。这些内容，在他们的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均有迹可寻。

敌人的炮火也许能够攻陷坚固的城池，却无法湮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残酷的战争也许能够撕裂广袤的土地，却难以阻断中华民族精神之河的奔涌向前。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电视剧《阵地》的播映，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支撑我们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本源的一次深刻寻访。该剧正是通过厚重的历史意蕴与炽热的人文情怀，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力量的重新认识，对民族精神的深切认同。

图为《阵地》海报及影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