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课不点名，全都来上课我这样讲，只有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
二十三年前，景忠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用这句话作了开场。那会儿课程安排在晚上七点半，我本有些昏昏欲睡，可听到这话，睡意就散了。学校围墙外是一片广阔的夜色，而我们的教室里突然有了诗意的光。
我抬起头望向他，见他身形瘦削，听他说话不急不缓。这位老师让同样生来瘦弱的我倍感亲切，我不禁端坐起来听课。
“我们这门散文鉴赏课，不考试，但要交作业。作业是写一篇文学评论，有个要求：抄袭的不及格甚至零分，不抄袭的话，自己认认真真写，无论长短都能及格。”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随后从文件袋里拿出几本散文书放在讲台上，有周作人的，也有当年正热门的余秋雨的作品。
课程就此开始，班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我可以确定那是享受的模样。他讲散文，讲的是生活与生命。而我们，是一群正在成长着、活着的生命。他的课，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文学即人学”。我不再单纯把文学当文学，把作家当作家，而是学会从作家的文章中去看人、读人，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他讲着讲着，就会拿起书，精准地翻到某一页，念一段文中的字句，然后轻轻把书本放下，继续讲着。
我记得他讲周作人的《苦雨》，没有谈那些无聊的笔法，而是引导我们感受文字背后的人生。“周作人在苦雨斋里看雨，看的哪是雨呢？写的是他的境遇。北平的雨下得黏黏糊糊，院子里的石榴树快淹死了，他蹲下去把积水舀掉——这动作多琐碎，可细想之下，一个人对着一场下不完的雨，对着快淹死的树和花，他心里的烦闷、无奈，都在其中”——这当然是我记忆模糊的转述，未必准确，只是大意如此，他原本的表述比这更深刻。
他讲周作人写雨，大概说的是人生本就常遇“苦雨”。那个时候时局动荡，周作人困在北平，想躲躲不开，想反抗又无力，只能在雨中消磨日子。他没有在文中写怨怼，只写坐在内室的窗边，守着寂寥的雨，写反复擦拭书桌、整理旧书——这是一个人在绝境里的体面，是“百无聊赖里生出的认真”。
我记不清他当年讲课的具体措辞，只是仿佛明白了散文的妙处在于藏不住人。你是什么样的人，笔下就会有什么样的雨、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日常。我们在文字里，能撞见那些藏不住的真诚与虚伪、坚韧与怯懦。
老师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文学的启蒙。他身上有种让人舒服的气质，以至于后来我总觉得和他相处“无大无细”。他对学生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真爱”。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梁彬正要去韩师图书馆，恰巧遇见他开车路过。我们凑上去问老师能不能捎一段，他应声“好哩好哩”，然后让我们上车。那时的我们，还为能坐上老师的车沾沾自喜，觉得他完全没有架子，对学生特别好。
我感受到我们这群学生更像需要指引的孩子，而老师就像一位尽心尽责的“大家长”，始终为我们的文学之路托底。我们想整理一本《韩师诗歌十五年》，陈培浩、程增寿、黄春龙等师兄抱着一股执拗的热情推动这事，跟老师一提，他没多犹豫，直接说可以安排资金支持。后来办《九月诗刊》，还有粤东地区的各种文学交流活动，但凡我们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帮我们对接资源、争取支持。我们这群学生，像孩子对家长一样索求，而这位家长从来都无私地解囊。
2015年，老师兼任潮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而我刚好到《韩江》编辑部工作。那段时间，他即便公务繁忙，也始终毫无保留地投入——不仅组织了大量活动，还亲自撰写文章、参与点评。
比如黄国钦的散文研讨会、李英群散文的茶话会等，很多活动他都是亲力亲为，从策划到具体的文字点评，样样落到实处。可以说，他在任期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潮州本地文学的发展。
后来，景忠老师担任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按规定无法再兼任作协职务，但对作协的发展始终牵挂在心。我们有事找他，只要时间允许，他总会尽量出席活动。
潮州美术馆策划举办“潮缘——王肇民艺术特展”，王肇民先生不只是画家，还有大量的诗作，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设置他的诗作版块。与同事商量后，我说我来找他写一篇王肇民诗作的评论，到时一同展出，会更有意义。
其实，我知道老师很忙，却还是得去劳烦他。他说诗词不是他所长，但会尽力争取写一篇。过了几天，他的稿子便发了过来。这个展览开幕式那天，我们邀请他出席，他也挤出时间过来帮我们站台，这份支持让人特别感动。
写到这里，我特别想抒个情——“吾爱吾师，吾师更爱吾等”。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又找上老师。这是因为广东文学艺术中心精品图书室要征集各地区的代表性书籍。我微信跟老师联系：
“老师，我来跟您要您的著作。”
“史炎，我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如下几部：《潮汕新文学论稿》《作家的精神立场与创作姿态》《我们社研究》。是全部要还是择其中哪部？一部需要几本？我直接寄过去还是给你们汇总后寄出？”
“能否3本都要，一部一本就行，省作协要求我们这边20本汇总后寄。”
“好的。”
“老师。如果太麻烦，我过去取也行。”
“没关系。”
既然老师说了没关系，我也就没再多想，等着他把书送过来。那天晚上，他开着车直接把书送到了我家门口。事后我特别自责，觉得作为学生的我，这样做不是“没关系”而是很“有关系”。本来我应该坚持主动上门取书，却就这样劳烦他特意送来。这大概还是因为他太过随和，让我偶尔失了分寸，可我知道老师从不计较这些。
我的老师黄景忠，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见面只称呼他“老师”，不带姓也不带名。每次叫起来，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像二十三年前他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时，周围夜色再浓，也挡不住教室里漫开来的亮光。
今年七月，老师光荣退休。这只是他在岗位上的退休，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老师”，不会退也不会休。■孔祥秋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