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想要捉弄谁，便去采花，紫色的花，长在河畔，一兜一兜的，好些枝条。花就长在枝条上，叶子浅淡，少了苍劲的绿，一眼看去，全是花，一串一串的花。

这样的花，折几枝，趁谁不注意，放在她的鼻尖下闻闻，一会儿功夫，准会头疼，最不济也会晕眩。在故乡，我们叫它“头疼花”。因这花让人头疼，很少人碰它，一眼望去，紫花一片，倒也美得壮观。

村子里的郎中说：“别看这花不招人待见，却是药材中的极品，治多种病。”

据说，当年村子东头的八爷，咳嗽得厉害，从公社医院抓几服药吃都没用。村里人给说了土方子，去河畔捋一篮子头疼花，回来放大锅煮，沸腾后，兑了白糖喝，后来竟然好了。

有一天，在邻居大姑家玩，老太太牙疼，直哼哼。喊我妈去给她看，非要我妈用针把那牙齿扎扎，说是扎破了，冒冒血，就不疼了。我妈拿着针，看着老太太口腔里红赤赤一片，吓得不敢扎。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最后还是用土方子，把头疼花晒干碾末，擦牙止痛。

村子对面的坡上，住一老头。他吃力地攥着镰刀，把一兜一兜的头疼花割掉，用那双攥不住篮子的手，艰难地拢成堆。

他有家，有孩子，却像个孤家寡人住在山上，屋子破败，挡不住风，大堆的头疼花枝条，捆成小捆，码得整整齐齐，像墙一样在房子四周。放羊放牛的伙伴说，他是个“怪人”，谁也不愿意靠近那几间房子。

那年，我去寨坡上割草，背篓装得太满，一个人起不来。正一筹莫展，他来了，手里还是攥着那把镰刀。一只胳膊挎篮子，里边装的依旧头疼花枝条，那时候花已经快败了，枝条上稀稀落落几朵花。我寻思，他真就是个怪人，也不怕闻了头疼。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爹叫啥名？”他没有先扶我起来，开始查户口。

我用眼睛缝里的余光，瞅他一眼，又赶紧低下头。报出了爹和我的名字。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那你得喊我哥哥。”

这么大年纪，还那么丑，那种丑令我恐惧。我不敢喊他哥哥，也不敢再抬头看他的脸，那凸出的眼睛似乎要掉出来；还有那没有鼻子的脸，两个隧道一样的鼻孔放在上边。我害怕极了。

他没有再问什么，让我站起来，两只严重畸形的手拉起背篓后底，托扶着，我背起了背篓。

后来我知道了，他原本是个长得非常帅气的男人。1958年参与建设大坝，快要建成的一个晚上，一个民工点灯捉虱子，不小心碰倒煤油灯。一场惊天大火顺势蔓延，民工的宿舍全是茅屋、油毛毡，都是易燃之物。那个晚上风特别大，火势猛烈得无人敢靠近。有人带着浑身火苗，跳进冰冷的池塘，他是其中之一。保住了命，却毁了容，至于身上是什么样子，他从来没有穿过短袖，不得而知。

再后来，我去山坡上割草，特地去他的土坯茅屋附近。在他屋子前边是个菜园子，有意思的是，篱笆不是木柴绑的，而是一圈子头疼花，那花长得很壮实，比河畔的要高大许多。紫色的花长长一拉溜，挨着紫花的地方，搭一棚架，那上边爬满藤蔓，丝丝搅搅的瓜秧子，带着生命的翠绿。

他朝我笑，那笑狰狞。他说你不怕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头疼花好啊，闻着晕晕的，头疼一会儿，便没有多余的想法，有了这些花，鸡鸭鹅也不朝菜园子挤，菜也少了糟蹋，多好。”

我上中学的时候，离开故乡，不再去山坡割草，那个屋子就成了记忆。而后，他死了，抬回村里，埋在村子后边的地里，刚好挨着地埂。

故乡的地埂上，头疼花也多得很，现在我知道，那花的学名叫“儿草”。

■本版摄影 心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