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春，我胸佩一枚“中国共青团”的徽章，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惊奇地发现，军官们几乎全是共产党员，我们班的王班长也是党员。

那时，部队佩戴“超期服役”长方形光荣证章的老兵比比皆是，我总的印象是：服兵役为3年，入党一般要有3年以上军龄。我买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同《毛泽东选集》一起，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暗暗下定决心，一定积极完成各项任务，接受考验，争取超期服役，争取复员返乡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每一点进步都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注，当我还在埋头苦干、寻找差距时，那位曾经是大尉军衔的党小组长丁瑞玺同志找我谈心，了解我对党的认识，考察我掌握的党的基础知识。他对我进行了一些表扬，还启发我应当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应当表明自己对党组织的态度。

我说，我在1年多前曾写过入党申请书，交给严雅飞副科长了。谈话到此中断，我有些莫名其妙。我原是师后勤部生产科的保管员兼拖拉机手，严雅飞同志是生产科副科长、少校军衔、党支部委员，半年前已转业。我调到部长办公室当文书后，因系同一个机关党支部，就没有再写申请书。

不一会儿，党小组长又来到我身边，告诉我那份申请书在干部转业移交时找不到了，并示意可重写一份。那时的后勤部机关，仅有两三名非党员，我是其中的一名。

我在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不久，便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也许是巧合，也许是部队办事效率高，我于1966年6月25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党委委员尹士俊同志当天找我谈了话，当天召开的党委会随即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这一天，和我的出生日6月26日仅差一天。

部队有时高度分散执行任务，常因为开不成支部大会，我的转正申请一直未能讨论。在这期间，我严格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在临时党支部当了两年多的预备党员后，终于在1968年的年底召集的党员大会上转正了。

我入党时是一名战士，转正时已是一名连职军官。1966年6月25日，我将终生记住这一天，记住在旅顺口那个会议室的庄严气氛中，同志们的嘱咐和自己庄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