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作为金融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稳定国家经济命脉、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它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抗日战争时期的微山湖秘密交通线，就承担着运金延安的重大历史使命。

运金之缘起：内外交困下的必然选择

受严峻的战争形势、贫瘠的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的经费一直非常短缺。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和党中央。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尤其在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这些事项只能用黄金和外汇办理。开采和收集黄金这一硬通货，便成为当时缓解财政困境的重要措施。

位于胶东半岛的招远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著名的黄金产地，有“金都天府”之称。1938年夏天，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拮据，向党中央提供山东的黄金，支持延安的财政经济，意义重大。

1940年，中共中央组织选派近百人的中央财经工作团赶赴山东，争取向中央输送比较充裕的现款和“通货”。毛泽东认为，“把票子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来比较好。”内外交困之下，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源源不断输送黄金，已是势在必行。

运金之斗争：掠夺与反掠夺

面对日伪军的军事占领和疯狂盗采，胶东区党组织向敌占区金矿派遣得力人员，团结采金工人乃至爱国资本家，与日伪军展开惊心动魄的黄金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胶东区委先后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玲珑采金局等组织，统一领导招远的黄金生产。胶东党组织采取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措施，除了实行个体生产外，还有由采金局出资办的公营金矿，采金局和矿商联合办的公私合营金矿，矿工集资办的合作社金矿，以及矿商自办的私营金矿。

鼎盛时期，矿点达到200多个，投入黄金生产的人数大约有3万人。这些生产组织每年的税金（主要是黄金）也有数万两。胶东党组织还通过秘密潜入金矿，带领矿工智取黄金；在从玲珑金矿到龙口港，沿途伏击敌人运金车队，武装夺取黄金。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通过多种形式与日寇和私商争购黄金。

运金之路线：胶东至延安的交通线

运金延安是一项特殊而又高度机密的工作，整个运金路线由多段秘密交通线串联而成。从胶东把黄金安全运到延安，全长2000多公里，需要穿越上百道封锁线，一路充满艰难险阻。

其主要运金路线是：一般先将在招远等地通过各种形式筹集的黄金，集中到中共胶东特委（区委）驻地或指定位置，然后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送到山东分局，然后由山东分局经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抵达冀鲁豫边区，之后再转往太行山地区和延安。

纵观黄金运输线全程，它主要由“渤海走廊”“滨海通道”、湖上交通线和冀鲁豫边区交通线构成。从冀鲁豫到太行山是比较容易走的，只要一过平汉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艰苦的阶段就基本上过去了。

微山湖秘密交通线地处苏鲁豫皖4省交界，是当时华中、山东通往延安的必由之路和交通枢纽。它东起津浦铁路沙沟站以西的彭楼村，西至湖西单虞根据地，水路15公里，陆路70公里，分为湖东、湖上、湖西3段，它见证了刘少奇、朱瑞等我党高级干部携带黄金路过的艰辛和从容。

1939年3月19日，刘少奇同志从苏北返回延安时，深知党中央经济上的极端困难，在离开山东时，就将山东分局筹集的1万两黄金带回延安。在微山湖停留期间，刘少奇作“五点指示”，要求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要千方百计保住这条水上交通线，掩护过往的领导干部和部队。

1943年9月24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也经由这条交通线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在微山湖畔的蒋集村休息时，朱瑞把中共湖西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的爱人苏健叫到跟前小声说：帮我办件事，你到老乡家借点针线来，我有用。

苏健赶忙借来针线，递给朱瑞。正要转身离去，朱瑞又说道：你别走，我的眼不好使，手又拙，这事还要请你帮忙。他从腰里解下一个黑布袋子，沉甸甸的，有两个破洞处闪着金光。

见苏健露出惊异的神色，朱瑞小声说：这里边是金砖（一寸宽，二寸长），你可要保密。我主要担心有人见财起歹心，这是准备上交党中央的经费。我们党财政太困难了，处处需要钱啊！

作为专注研究秘密交通线的学者，南开大学孙健伟博士在《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一文中指出：纵观黄金运输线全程，它主要由湖上交通线和冀鲁豫边区交通线构成。

由以上史实和相关学者研究，我们完全可以把微山湖秘密交通线称之为微山湖黄金运输线。

运金之贡献：十三万两黄金的重要价值

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黄金运送的高度保密性，胶东向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输送多少黄金，确实已经无法搞清。但是，依据现存史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大量回忆，我们仍可以梳理出当年运金延安的大概数目。

据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主任秘书谷牧回忆：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

孙健伟博士通过潜心研究，发现1945年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曾对运输黄金做过一个很准确的统计：胶东的金矿现有大小矿洞百余处，平均每日共可产金35两，每年产量达12000余两。全面抗战八年中，仅胶东地区就产黄金10万两左右。

这和谷牧当年回忆的数据是吻合的。

另据《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记载：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胶东区拿出13万两黄金，分别送往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烟台文史资料》第五辑中也写道：据当年从事收购黄金的几个老干部估算，1938年至1944年，在日伪严重破坏和奸商倒卖的情况下，招远共筹集上交黄金13万多两。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抗战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至少向党中央上缴黄金13万两，按16两1斤的旧制，约为4.3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畅教授，对13万两黄金的实物价值进行过专门研究。按照中共《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3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分别约为32.01亿元、50亿元（边币）。

1943年至1944年政府规定边币与法币比价大致围绕10:1波动，以此计算，1943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分别约为3.2亿、5亿法币。

再按照1两黄金等于1.75万元法币计算，1943年3.2亿法币折合黄金18285两（1.8万两）,也即13万两黄金约为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

按照1942年滨海区的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粮食的话，分别约可以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

山东抗日根据地将13万两黄金源源不断送往延安，化解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成为党实现自给自足的重要经费来源，这对于支撑中共抗战胜利，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乃至赢得全国的最终解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抗日的大局面，勒紧腰带向中央输送了这么多的黄金，是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在抗战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荣桓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山东管的黄金是给中央送的，一两也不留，要全部上交中央。

黄金运送部队都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兵力和交接的过程。携带黄金的人都曾立下“宁丢性命，不丢黄金”的誓言。

漫漫运金路，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没丢失过一两黄金。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金子般的坚定信念，锻造了对党清澈纯净的绝对忠诚，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精神特质。

山东军民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使命的伟大品格，理想信念高于天的革命情怀，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山东军民用鲜血与生命领导和护卫的黄金通道，以及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也必将成为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①②为打破封锁，延安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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