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少时，在方圆百里很有名望，虽然只上了六年学，却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写得一笔好字，做事干净利落。

1958年，母亲来到煤矿当了文书。那时矿上的卫生室人少，没白没黑地忙。老所长找到母亲，问她愿不愿当卫生员，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母亲边学边干，跟着老医生学到了很多，抢救了不计其数的伤员，成了矿里大会小会受表扬的人。年底，奶奶病重，母亲回到张家庄，跑前跑后服侍照顾。

一天，村支部书记张建国来到家里，人还没坐稳就发牢骚：“村里的代课老师张国庆走啦！哼！就算他不走，也不让他干了！这个张国庆，纯粹误人子弟！”

看着母亲不解的目光，张建国接着说：“那天我从地里回来，经过教室门口，从窗户往里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你猜咋的？张国庆正教学生识字，黑板上写着一个‘窖’，他用教杆指着，嗓门儿比天还大，‘窑，地窑的窑，地窑的窑……’我一听，脑袋嗡地一声！‘啥？窑？地窑的窑？’我连忙把他从屋里叫出来，说那个字念窖，不念窑！你猜咋的？他不但不认错，还脸红脖子粗地跟我争执，把我气得差点……你说，这样的人，能当老师？这不是害人吗！哼！”

就这样，母亲当了村里的代课老师。那年，她十六岁。那个时候，只有几毛钱的学费，多数人家也拿不出来，村里的孩子上学的很少，文盲很多。母亲挨家挨户上门，摆事实，讲道理，说服村民送孩子上学。

在那间简陋的教室里，母亲带着几十个学生，用烧黑的树枝当笔，在磨平的石板上写字，大声朗读课文。母亲还打得一手好算盘，一边代课，一边兼任村里的会计。

村里一年两季分粮食，七成按每家人口，三成按每家的工分。母亲的账目记得工工整整，不差分毫，五年时间，没出过一丝差错。工作组对账目、仓库、工分、财物清查审查，张家庄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1964年，母亲与父亲相识相恋。那时父亲在部队是提干苗子，没想到体检查出了重度肝炎，在部队医院治疗半年后带病回乡。母亲没嫌弃，义无反顾地结了婚，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十年里，母亲生下我们姐妹三人。为了攒钱给父亲治病，为了我们姐妹上学，母亲风里雨里，披星戴月，忙得脚不沾地，仿佛是个铁人。

大包干后，家里分到8亩地，全家人喜上眉梢，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腊月里，家家忙着过年，母亲就开始寻思8亩地了。一出正月，别人家还没动，母亲就开始翻地耙地，拿着锄头把大大小小的土坷垃敲碎平整，把地里的碎石头捡出来，再用地排车一趟一趟往地里运土杂肥。

坝边的3亩地，是8亩地中最好的，母亲把这片地种上棉花。村里种棉花的人并不多，因为开销大，出力更多，别说女人，就是身强力壮的男人，也打怵。

种棉花要选种播种，覆盖地膜，苗密了要疏，苗缺了要栽，长高了要打顶，出了杈要掰掉，生了虫要喷药……掰杈、喷药和摘棉花是最累的。

棉棵的高度都在半米，掰杈须弯着腰，一棵一棵地找，一会儿工夫，腰就半天直不起来了。给棉棵喷药更是不易，生的小虫异常顽固，农药兑得不足或赶上天气不好，喷了药的虫子依然活蹦乱跳。

兑药喷药更是体力活，母亲先从北大坝里挑水，把药桶灌满，细心地兑好，一咬牙把那个五十多斤重的药桶背到身上，顶着大太阳走进棉田，顺着田垄一路向前。农药的气雾在叶丛里升腾着，散发着浓烈的毒性气味。

母亲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盯着棉棵，手中的喷枪四处翻转。沉重的药桶压在背上，她的双肩勒出深深的紫红色印子。

深秋时节，雪白的棉花如同天上的白云，开得铺天盖地。母亲腰间绑着大大的布袋子，在棉田里穿梭，将棉花从棉壳里摘出来，一把一把装进布袋。那布袋越来越重，母亲的腰越来越弯……

家中最远的一亩地，在离家二十里外的西岭。那里有十几亩地，是七八户村民耕种的。因为太远，村里人把那里称为北天边，附近没有水源，大都种些地瓜，省心省力，只需在瓜秧最长的季节翻两遍瓜秧。

翻瓜秧，就是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先把又长又乱的瓜秧从左边翻到右边，将左边的土垄晒在太阳底下，五六天后，再把瓜秧从右边翻到左边。垄上的土晒得足了，才能结出又大又多的地瓜。

霜降之前，瓜叶由绿变黑，该刨地瓜了。虽然这里只有一亩地，赶上风调雨顺，能收万把斤地瓜呢。别人家都把地瓜放进地窖，母亲却选个太阳毒的日子，带着地瓜擦子，把鲜地瓜全擦成瓜干，摊在地里晒。

三四天后，白花花的地瓜干晒得又干又轻，透着一股甜味儿。母亲带我们姐妹来到地里，把地瓜干装进麻袋，母亲一边装车一边笑着说：“鲜地瓜太重，得拉十几车，晒成地瓜干儿，五六车就拉回家了。来了收地瓜干儿的，价钱是鲜地瓜的3倍哩！就算遇上年景歉收，有这一窖子地瓜干儿，咱心里就有底儿！”

离水库不远的南洼，有二亩麦地。出了正月，小麦返青。下过一场春雨，麦地会长出杂草，最多的是麦蒿，几天就会超过麦苗。拔麦蒿是累人的活，母亲蹲在地里，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双手拨拉着麦苗，把麦蒿拔出来，蹲得时间长了，双腿麻木僵硬，站起来蹲不下，蹲下站不起来，半天只能拔半亩地。

麦子抽穗时，如果天旱，便要浇地。母亲租了喷灌机，把水管子一卷一卷铺开，直到麦地尽头。通常是一天一夜，母亲抱着又粗又重的水管子，一刻不停地浇，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就吃口袋里又干又硬的玉米饼子，直到全部浇完，母亲才放下心来。

棉花收购站开秤时，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赶到，站在人群的最前边，双手扶着地排车，上面耸立着又高又大的棉包。卖完棉花，母亲先到肉铺割上一斤肉，再到商店买上一包水果糖，剩下的钱仔细地揣进贴身的衣袋里，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过年的鸡鱼肉蛋，姐妹仨的压岁钱，明年的种子、地膜、农药、肥料，还有学费都有啦！

母亲和父亲，已是耄耋之人。曾经的困苦，都已成永不褪色的故事。我的耳边萦绕着母亲的话：只要不怕苦，不怕难，这日子啊，就会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