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下班的路上，戴着口罩也闻到阵阵浓郁的爆米花味。路边一溜共享单车，紧靠着一面墙，老者支起了爆米花的摊子，铁皮围成的火灶，葫芦状的铁炉，破麻布口袋里热气腾腾。

旁边有塑料袋分装的爆米花，当街摆卖。熟悉的味道，不是陪爱人到电影院、带孩子去公园买的黏糊糊的菠萝味，而是天然、纯净，带着炙烤的香味，透着一股——儿时的味道。

小时候，经常来我们村爆米花的，是邻村一个姓孟的人，常年走街串巷，以爆米花为生。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约摸三四十岁，看上去好像六十岁了。脸黑黝黝的，胡子总是又长乱，又浓又密，像冬天北风刮过的枯草，嘴好似长在乱草中的一个洞穴。头发更加蓬乱，藏着几粒米花或者煤渣，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因为头发也是花白的。

走到一个村，老孟先在街上吆喝一通，找个宽敞点儿的地方停下板车，支起炉架，点上火，闷上炭，任由煤烟扶摇直上，他顾自掏出长长的烟锅填满烟叶，熏黄的大拇指压一压，点燃，悠然地抽。

走过的一些村庄，老孟几乎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小孩子听见吆喝，端着米径直到那个地方就行。不到一锅烟工夫，炉架就围了一圈的孩子，用葫芦瓢、破茶缸端着黄澄澄的玉米或白花花的大米，瞪着眼睛盯着他的烟锅或明或暗。

人来得差不多了，闷着的炭火烟少了，火苗试探般地蹿上来，像个害羞的孩子。一袋烟也快燃到底了，老孟把烟锅在鞋底上一磕，叫一声“排队，排队”，一边拿铁钳捅开炉火，一阵黑烟轰然腾起，炉灶里就闪出一尺多高的火苗来。

把米倒进铁炉，戴着露出指头的破手套，在炉沿上一抹，拧紧盖儿，架在炉火上。老孟坐了矮凳，左手拉动风箱，右手旋转炉子，身子前后俯仰，头稍稍右倾，盯着炉火，一脸的安详，好像身边的喧闹与他无关。

风箱“吧嗒、吧嗒”，火苗一起一落，炉架“吱扭、吱扭”，一唱一和，一辈子不变。小孩子端着玉米，提着口袋，叽叽喳喳又挤又闹，有夹塞儿的，后面就一起叫嚷。几分钟后，一炉米花就熟了。

老孟站起来，沙哑的嗓子粗犷地叫一声，“响了——，起开——起开——”老家济宁方言独特的语调，使得那种叫嚷与呵斥并没有斩钉截铁的坚硬，而是蒙上了一层柔和。

人群还是有了些凌乱，整体向后倾，有的连忙把玉米放在地上，双手捂着耳朵，扭着肩膀背向炉灶，眼睛却盯紧了炉子。老孟握住铁炉的把，嵌在木架上，铁炉后面的口儿伸进一条又粗又长的口袋，用铁管套在炉子后端翘起的角上，拿脚踩住，用力一掰，“嘭”地一声，沉闷而响亮，一团白汽升起，疾速扩散开来。

谁家的玉米，谁就立马跑着钻进白汽里，抓起口袋就向后抖，把米花抖到口袋的底端，解开扎口的绳结，就把热腾腾的米花倒进自己的口袋或竹篮、笎子里。再去摘那些挂在麻片上的米花，边摘边往嘴里塞。别的小孩子，就在炉灶周围逡巡徘徊，捡漏散落或迸飞的米花。那些没炸开的哑巴豆，焦黄，硬硬的，裂着口儿，嚼起来特别香。

爆米花一炉5分钱，加糖精就是一角，后来一炉提价两角、五角。糖精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一两粒就能把满炉子的米花搅和得很甜，不像是白糖，要一勺才行。但后来糖精就不再用了，据说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外出上学假期回家，有时还看见爆米花的老孟。他坐在那儿，不变的装束，不变的神色，寡言少语，机械地做事，只是又显老了些，爆米花的价格变成了一块钱。

老孟有两个儿子，相差两三岁，相貌几乎一样，胖乎乎的，脸黑黑的，眉毛尤其黑，越发显得眼睛黑亮，特别大，挺俊秀的，有时跟着他出来爆米花，帮他拉风箱，扯着嗓子喊“响了”。响的时候，自己也不躲开，站在一边看。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混熟了，也跟着一起奔跑打闹。

几年后，他们的母亲改嫁到邻村，他俩也常到母亲那儿去。老孟有时也去那个村爆米花，一脸安详地摇动炉子，哑着嗓子大声叫“响了”，依然在夜深人散后，收拾炉灶，拉着板车，静静地回家。

听说后来他大儿子就子承父业，一个人各处去爆米花，到了找对象谈婚事的时候就出外打工了。于是老孟重操旧业，还是那一套家什和物件，一直没变过。

每逢在熙攘都市里看到一袋袋米花，嗅着甜丝丝、焦糊糊的香味，就想到老孟那一脸的安详，想起两个小孩黑亮的眼睛，想起我们排队时的那份焦急等待，想起许多人的成长与嬗变。■粤梅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