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座城，因为城里有我难以忘怀的人，更是因为小城见证了我激情燃烧的青春。

那年，骑着“大金鹿” 来到号称嘉祥南部山区的纸坊，开启了我的高中生涯。

学校大门口没有悬挂着某某学校的牌子。两扇钢筋大门，稳稳地挂在两座高大的石头垛子上。两米多高的院墙，全部是这个小城的特产——天青石垒成。校门口东西两侧，五六棵粗壮的白杨树掩映着大门。校园里满满的足有三层楼高的槐树、泡桐，笼罩着排排瓦房——教室或者办公室。

整个学校接近百亩，依山建造，地势呈阶梯状，由南向北步步登高。对着大门的路，直通到非常平整的大操场，有着一排排单双杠、篮球架、沙坑。大操场向上，就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无数个月亮下，我和家忠漫步在这里。

那时，书信是生活的庸常，邮局就在离校三里路的镇上。那天中午，我和杨姓同学去邮局，回来时过“上五岭”。那是一段非常陡峭的山路，与地面少45度夹角，路程足有五里。我俩正说着走着，一辆熄火滑行的拖拉机呼啸而至，在我们四五米的地方一下子翻车了，驾驶员被压在车头下面。我们高喊：“快来人！救人!”这时，路边烧石灰窑的人拿来撬杠，我双手抱住驾驶员的腰，吃力地把他从轮胎下面拖出来，鲜血染红了我的白衬衫。

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和杨姓同学去宿舍前洗衣服。山路两旁火爆着枸杞子的嫩芽，我们正向上走着，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杨姓同学的父亲得病了，需要人照顾。从那个中午，三十年过去，我再也没见到那个同学。只是，他宽宽的长满青春豆的古铜色的脸，时常在我清晰的记忆里。

小镇每隔五天一个会，阴历逢五、十是固定的赶会日子，也是我和家忠挑选旧书的美好时刻。旧书市场在镇政府对过，《十月》《大众电影》《报告文学》《收获》《解放军文艺》等杂志，非常整齐地摆放着，书摊足有五六米长。《红高粱》《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唐山大地震》，就是那时读到的。

初到小镇，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一次去派出所对过的理发店，正理发呢，老板突然问，伙计，你在这里上学还是教学？我无地自容，是我浓密的胡须把我加了好几岁。

17岁在农村上高中也许正好，但在城市肯定是大龄青年。高一的时候，大部分从县城或者附近市里来的男女学生，就显得秀气许多，尤其是饭量。食堂的馍馍需要一周一订，有的每天1—2—1，有的2—3—2，还有的1—1—1，而我和一位郭姓同学的订量，就显示了年龄不同：2—5—3，每天10个馍馍。一次午饭后，郭姓同学邀我在食堂门口又干掉5个白馍馍。

学校后边的山叫鹰山，1988年学校成立了鹰山文学社。因为出版的刊物是蜡纸刻版的《鹰山文学报》，指导老师把报头改成《英山文学报》。

学校周边是肥沃的山地，每到春天，整个学校被金黄的油菜花包围着。山顶是片片杏林，每逢周末，学生们拿着书本留恋其间。校东一里许，有一片梨行，近百亩，我和家忠常在春天的雪白里背诵古诗词。

学校东南五里许，有闻名世界的武氏墓群石刻，每块石头记录着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堪称世界瑰宝。

每次晚饭后，总喜欢去学校西南角面粉厂一转。每次从家里带着麦子，卖到面粉厂的时候，总会遇到一张阿翁的脸。俏黄蓉是这个面粉厂的过磅员，单据上是俊秀的字体，还有着轻轻的声音，俊俏的脸蛋，小巧玲珑的身材，整个一翁美玲。

高一的时候，最喜欢和邓同学趴在后窗看小嘎，看她轻盈地走在石板路上。“小嘎”是我和邓给八六级学姐起的名字，她常穿一身青色的衣服，时尚的萝卜裤，束腰上衣，羊角辫翘向天空，脸上布满阴云，时常一个人走在青石板上，高跟皮鞋发出清脆的“嘎嘎”声。几十年来，每次和邓喝酒，总提起小嘎。听同学说，她在东北，不知道东北可有青石板，不知道她的步履还那样清闲吗？脸上的阴云散了吗？

悠闲的生活在高二戛然而止，学校规定每4个星期过一次周末。在这个宝贵的节日里，同学们有的翻山去别的单位洗澡，有的在宿舍前的一排水龙头洗洗攒了4个星期的衣服，刷一下鞋子；还有的回家带点家常菜，让同学们品尝。我和邓在街里借宿，趁周末在派出所门南边花两块四买一斤豆油，在供销社买咸菜。回到住处，邓同学大显身手炒了，用饭盒带到学校。

直到毕业离开小镇，中间二十多年没去过。因为生计，我在一家饲料公司销售鹌鹑料，小镇鹌鹑养殖量特别大。一次在派出所门口吃早餐，无意间感叹一句：二十年，变化太大了。老板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道，那时候的毕业生，恁都混不孬。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每天游走在客户间，笑脸相迎，小心翼翼解答一些并不熟知的业务。

一晃，离开小镇三十年了，小镇一步步走向兴旺，走向美好。

①1987年摄于鲁西南小镇纸坊

②那时的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