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45期《文华》月刊发表了一幅《运河济宁城》作为封面。

画中朝霞满天，高高耸立的南城门楼子，与之并肩的太白楼，厚重敦实的城墙，挤挤挨挨的房舍，枝繁叶茂的老树，原本青灰或土黄的屋顶、墙壁沐浴在暖暖的晨光里，被涂上一层透亮透亮的金红色，它们的倒影在运河的波光里摇动、闪烁。红色的朝霞、蓝色的天空、金色的屋顶、黄色的墙壁、绿色的树木，在水波中荡漾、交错、聚散，如幻如梦。两位船夫无暇欣赏这景色，正奋力挥动船篙，撑起一只小船，飞快地划过水面。岸上的房檐下、街巷内，人们也开始了一天勤快的劳作。

虽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九十年，又是被翻印在一本小小的杂志封面上，这幅画充溢的温暖与安宁、生机与活力，依旧冲撞着我们的内心。

这完全不是想象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宁老城的样子。那时的济宁城年久失修，灰砖土墙破败寥落，城内百姓又饱经战乱，屡遭盘剥，灰暗、冷落、沉闷、迷茫、仓皇才是它本来的面目。

这也不应该是画家所见到的真实的济宁城。

这幅画的作者是梁鼎铭（1895-1959），广东顺德人，民国时期最富才华的画家之一，绘画艺术融贯中西，曾被民国政府聘为纪念北伐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馆艺术专员，创作纪录北伐战争中重要战役的巨幅油画作品，先后完成了《惠州战迹图》《济南战迹图》《南昌战迹图》《庙行抗日战迹图》等，这些作品和为纪念“五卅惨案”创作完成的《沙基血迹》一起，被称为《北伐画史》。梁鼎铭后来转入中国画，又与徐悲鸿等人并称“画马四杰”。

1926年，梁鼎铭加入国民革命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艺术股股长，随军北征。1928年4月，北伐军击败盘踞在济宁的奉鲁军，进驻了这座饱经战火的古老城市。那时的济宁刚刚在战火下回过神来。城内断壁残垣，物价被各种名目的军票、利济票折腾得飞涨。仅有的面粉厂、打蛋厂、电灯公司等几家企业也停工的停工，破产的破产。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派出的调查专员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直言：“其商业凋敝已达极点”，城内外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随军的梁鼎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济宁城。

为什么在几年之后，梁鼎铭却创作了这样一幅温暖、安宁，朝气蓬勃，与他所见情景迥然相异的《运河济宁城》呢？

或许，从它的创作背景中，我们能找到一些可能的答案。

这幅作品创作于何时，目前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一条线索是，以《运河济宁城》为封面的第45期《文华》月刊，还刊载了梁鼎铭的《济南惨案》和《庙行抗日战图》。另外，《总理陵园小志》一书中记载，1932年，梁鼎铭被聘为纪念北伐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馆的艺术专员后，被要求“仿照欧洲油画院办法，绘制惠州、汀泗桥、南济南、济宁、大汶口、归德诸战役壁画数幅”，以纪念北伐的伟绩。济南和济宁两地，都在他的创作计划之内。据此推测，这三幅作品大约创作于同一时期。

但那时的中国已经在日本的炮口之下。所以，这三幅图的内容和意象，都与他被要求的创作初衷相去甚远。《济南惨案》勾勒出中国军民在五三惨案中奋起抗击日军的群像；《庙行抗日战图》描绘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浴血奋战击溃日本军队多次进攻的场景。《济南惨案》和《庙行抗日战图》，都充溢着英勇、悲壮的血性。《运河济宁城》则选取了朝霞里的济宁城楼和老运河，荡漾着生活的温暖和生命的火热。

梁鼎铭创作《济南惨案》与《庙行抗日战图》，用悲壮和热血来唤起民族危亡意识，激励民族抗日精神的用意显而易见。而他在《运河济宁城》里，给济宁老城添上绚烂光亮的色彩，描摹出温暖安宁的生活，或许是想告诉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拼了命抗击日寇，捍卫家园。

请记住这幅《运河济宁城》，记住那个时代一位画家为国人营造的生活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