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剑林（菏泽）

高三上学期，学校举办秋季运动会，我除了参加篮球、排球的集体项目外，还报名参加了五千米长跑。可能是我缺乏经验、体力分配不均，咬牙坚持冲过终点线后，便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是傍晚掌灯时分。抬眼望去，屋内灯泡晕开一圈柔和温暖的黄光，暖意漫遍整个小屋。向阳的窗户下，一个蜂窝煤炉正烧着开水，铝壶盖在水蒸气的冲击下啪嗒啪嗒作响，白白的水雾弥漫开来，氤氲了半个房间。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伯推门进来——正是我的班主任黄开修老师。我这才恍然发觉，自己正躺在老师狭小朴素的单身宿舍床上。

我连忙掀开被褥想要起身，黄老师伸手按住我，柔声安抚：“别急着起来，再躺一会儿，我还没做好饭呢！”他侧身坐在床沿，抬手用手背轻贴我的额头，笑着说：“没事儿，估计是没好好吃饭，饿晕啦，我给你煮碗鸡蛋面补补。”

不消十分钟，一大碗卧着两个荷包蛋的葱花面条被端上了小饭桌。黄老师又从一个黑陶罐里取出两块自己腌制的臭豆腐，放在白瓷小碟里，倒了厚厚一层香油，浓郁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灯光下的黄老师一脸慈祥：“起来洗把脸，赶紧吃了去上晚自习。”门后头，木架上的搪瓷盆里洗脸水是温热的。我鼻子一酸，低头洗脸，悄悄拭去眼角滑落的热泪。

一碗热面、两个荷包蛋、一碟臭豆腐满足了我的味蕾，填饱了空空的肠胃，也温暖了我少年的心。这一幕，已珍藏在我的记忆里三十三年。

那时，我在单县五中读高中。单县五中位于距离县城二十五华里的偏远小镇。农村中学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这些住校生每个月从家里带四十五斤粮食和六块钱菜金（高三时涨到九块），交到学校后勤处，算是搭伙。一日三餐，每个班的值日生从伙房把饭菜抬到教室前，在空地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搪瓷碗，负责打饭。女生一个个端进教室里吃，男生们则蹲在树荫下，六七个人围成一圈。除了各自碗里的饭菜，中间还有一罐头瓶咸菜——那是每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有腌制的酱豆子，有胡萝卜咸菜，每天吃一瓶，一周之内口味各不相同。大锅菜油水稀少，时常能吃到发酸的馒头，清汤也带着淡淡的糊锅味，大半日子里，我们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一天天临近，最后冲刺阶段学习强度很大，营养跟不上就容易发困，严重影响学习效率。每周六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常常悄悄溜出校园，跑到国道边的小饭馆吃一碗面条，偷偷给自己加营养。

有一次，刚走到公路边，迎面遇见了同班同学王兆宪。原来他也和我一样，想趁着课余时间加餐补给。“走，我请你！”兆宪拉我去了镇上一家有名气的饭馆，点了两碗鸡蛋面。饭馆师傅先把鸡蛋炒成金黄金黄的蛋花，再用热油炸了葱姜，炝锅下面条，等面条煮熟了再把炒好的鸡蛋加进来。在我看来，镇上的美食没有比这碗鸡蛋面更好吃的了。当然，价格也不便宜——一块钱一碗，我平时舍不得。兆宪在家是老小，四个哥哥姐姐有两个在县城工作，兆宪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王老五”，有钱，个高，人长得帅，穿着也体面，还常常骑着一辆凤凰牌二八自行车。

这碗美味的鸡蛋面让我“幸福”了整整一个星期，感觉营养充足、精力充沛，学起习来马力十足。

转眼又到了周六下午，我心里惦念了一周，回请兆宪去国道边喝面条。路上，我自揭家底，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兜里只有一块几毛钱，请不起鸡蛋面。我请你喝四毛钱一碗的葱花面。”兆宪欣然应答：“一样的，吃饱就行！”我们俩一边喝面条一边交流复习备考心得，吃得津津有味、幸福感满满。

那年的高考后，我们俩榜上有名，考上了省内不同的高等院校，毕业后在不同的城市当了刑警。

和我们俩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个“老大哥”刘同学。之所以叫他“老大哥”，是因为他是复读生，并且复读了至少两年。那一年，他终于考上了矿业大学的专科。两年后，他被分配到枣庄矿务局八一煤矿劳资科工作。他领到工资的时候，我还在高校就读，他通过邮局寄给我五十块钱，汇款单的留言栏上工工整整一行小楷：“刚领到工资，给兄弟分享一下！”

他知道我家经济条件不好。当时，公安院校的伙食补贴比普通院校高，我每个月只需贴补十块钱就够了。刘老兄寄来的五十块钱，让我整个学期倍感宽裕富足。

如今，我们国家已全面实现小康，吃饭穿衣早已不是什么问题。现在的很多孩子，不仅上大学首选沿海发达城市，就连读高中也得挑条件好的。我的母校——辉煌多年的单县五中已很难招生，不得不迁进县城。

班主任黄开修老师已是耄耋之年。兆宪和刘同学，头发日渐稀疏，岁月的印痕已爬上眼角，那个骑凤凰牌自行车的追风少年，永远定格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