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怀

我国的古典小说几乎没有不涉及寺庙的，有“无庙不小说”的说法。汪曾祺的《受戒》一书，整体就是一个立于宗教场域的背景之上的小说。而古代宗教场所有寺、庙、宫、观、祠、庵等，小说中对于师门制度以及法会的仪式流程描写都很完善，按道理应该选择规模较大、制度完备的寺作为故事发生地，为何汪曾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庵”呢？

虽然汪曾祺说：“也许是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但我觉得他这一句是故意引导读者往小庵上联想。庵的地段也很好，地势最高，三面环柳，有穿堂，有弥勒佛和韦陀这样的背对背佛，还有天井、三间厢房和大殿，左边为方丈室，右边还有一个库房和小六角门，门后又是一方大天地——又一个天井和三间小房，且铺的是“箩底方砖”，而非土路。看这庵的规模，无论如何是谈不上庵的，反而像是一种“指寺为庵”似的。

汪曾祺为何非要把寺规模的地方比作庵？我想这是因为“庵”这个设置，庵在汉代之前是尼姑专属的，汉代以后改变规则，自此和尚也能住了。而汪曾祺的小说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我想，这寓意着一种净土状态的被打破。在《受戒》的整个故事中，人是不被规训的，回到原始自然生长状态的，“有爱恨有欲求”。像明子的师门，师爷爷的法名都处在一个被遗忘的状态，也看不见他念佛。仁山，也就是明子的舅舅，没有佛门的称呼如“方丈”“住持”等，只叫“当家的”，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衣着不整地趿拉着鞋，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每年还来寺里住，其他人也不反对还叫她嫂子。三师父打牌，会杂耍，据说有相好的，不止一个。

至于明子还经常去给小英子帮工，对于小英子的脚印有着一些懵懂的男女之情的想象。因此，这几个和尚的形象太过离经叛道，违背了读者对佛门清净地中和尚的世俗想象。但庵这个故事发生地点本身，就能利用读者的刻板想象，构成了一种又小又破、隐于山林、不那么正规甚至有些乱象的背景设定，就更显得合理了。“吃肉”“娶老婆”就是和尚回归到人的原始状态。在这种不拘泥、不被束缚的状态中，汪曾祺以一种自由想象的方式构建完成了整个《受戒》，正如他写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汪曾祺没有在小说中刻意回避寺庙的存在。他写道：“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可以看出，小说中本地都有寺庙，而汪曾祺却选择让明海穿过大湖，穿过县城，到河边坐船去荸荠庵。所以明海受戒的地方是善因寺，和之前的荸荠庵是形成一种对立和对比的。这种对比，不仅是景物上的，两个地方门前都有一条河，同样是高（地势高和建筑物高），三面环绕植物（柳树和大树），而且在佛门清规上，荸荠庵里没什么规矩，没有早课晚课，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更别说大和尚了，而善因寺却规矩森严。小和尚明子在荸荠庵的生活是自由的，但当和尚，必须要到善因寺过“受戒”这关，“不受戒的就是野和尚”，这也是暗喻了从顺人性到逆人性的一个转变。更别提“‘正规’的和尚只需要有一个戒疤和戒牒就是合格文凭”，这句讽刺的话。可以说，汪曾祺是不在意、看不上那些繁文缛节的束缚，以及反对对人性束缚的。汪曾祺曾在一封信中，对自己有过解剖：“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这封带有检讨自己错误的信，也道出了汪曾祺不愿意被世俗所过度束缚的性格与写作风格。

《受戒》发表后受到很多批评，而我觉得汪老早就预见了这种批评，并早就在小说中表明了态度，善因寺，代表一种规则的束缚。过了这一层束缚，认可规则受戒了，才能做正式的和尚。而明子不在乎，明子答应小英子要娶她做老婆。并且在明子受戒的这个时候，汪曾祺特意描写小英子来看他，“不管别人目光，大摇大摆走了”。也是一种潜在的野生生命力放入禁锢凝结场景后的天性解放。在小说里，和尚并不需要凭借“合格凭证”才能当和尚，而汪曾祺想，人也不必处处受世俗捆绑，束手束脚、按部就班活着才算真正的“人”。他多次重复沈从文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他善于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人的价值、人的诗意、人的美，并且用富于情感的语言表现出来。由于他的小说偏重于日常生活，所以能够消融新与旧的时代的界限，成为我们身边的永久的风景。

汪曾祺对于笔下的人物是爱护的，是不压抑的，他让人物尽最大可能自然生长在他的故事中，以自然的本能肆意活着，汪曾祺的小说中充满着人文主义或启蒙主义的精神，力图用普遍价值来取代原来陈旧的意识形态立场。或许这也是《受戒》小说中开头所写，原本的“苦提庵”被人们传着传着，就叫成了让人联想到甘甜的马蹄的“荸荠庵”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