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3月16日
第06版:第六版

·竹竿巷

副 刊

2026.3.16 星期一

责编 张含露 组版 张含露 审读 吕晨晶

济宁 报

06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见贤思齐

遇见有德才的人,就要想着努力向他看齐。“贤”指德才兼备的人;“齐”是看齐,达到同样的水平。“见贤思齐”是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教导,后成为世人修身养德、增进才智的座右铭。其主旨在于鼓励人们善于发现他人长处,激发内心的自觉,主动向道德、学问、技能等比自己强的人学习看齐,从而不断进步。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心向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引例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翻译:

孔子说:“遇见有德才的人,就要想着努力向他看齐;遇见德才不好的人,就要在内心反省自己(是否有同样的缺点)。”

(来源:中国青年报)

郭影秋带着一支队伍去了金乡,本想在金乡县城活动,但因仗打得不好,金乡的国民党军不让他们进城,只好又绕到金乡以西的羊山镇驻扎下来,当地人开始还比较欢迎他们,加上这里有统战关系,有一个伪乡长与义勇队的周冠五同志有联系,得到了他的支持。但后来,当地人看这支队伍的人数不多,枪支也不行,穿得破破烂烂,有的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对他们就有些冷淡。金乡的一个地主在捐献粮食的时候,想让他们去嘉祥满硐山区打土匪,金乡羊山镇的北边是嘉祥县满硐山区,山都不算高,但是山洞很多,所以称作“满硐”,那里历来是土匪窝,聚集了不少土匪,经常下山到金乡羊山一带绑票,所以当地的地主就希望他们去消灭这股土匪。但郭影秋考虑再三,没有去。主要是弹药不足,一个人一两排子弹,甚至只有一两发子弹,为了装样子,子弹袋里装的是一节节的高粱秆,这怎么能进山打土匪呢?

恰巧这时,我们的宣传队在演出时又闹出了乱子。当演出枪毙汉奸时,使用的是真枪,由于事先疏忽,子弹没有退下膛,一名演员一拉枪栓,“嘭”的一声巨响,把另一名演员打伤,看戏的群众都被吓跑了,弄得整个驻地人心惶惶。再去地主家征粮,人家就关门谢客,郭影秋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坚决不同意拿枪逼着地主要粮要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带着队伍兜兜转转,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郭影秋和战士们一样,身上还穿着单衣,无法置办过冬的棉衣。郭影秋准备带着队伍再回到原驻地——王文彬家乡的丰县三区。

在义勇队二总队被迫离开后,“王歪鼻子”更加嚣张跋扈,他对共产党留下的丰县二区民主政府和区中队特别痛恨。1938年12月13日,王献臣趁抗日义勇队不在丰北的时机,勾结驻丰城的日军数十人、伪军约700人,向二区政府所在的李新庄发起报复性围攻。二区区长是李贞乾的二弟李坤若,他带领着区中队七八十人就驻扎在李新庄。天刚蒙蒙亮,敌人的大炮率先打响了,朝着李新庄一阵猛轰。

李坤若带领区中队凭着60余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英勇抗击十倍于己的敌人,一边抵抗,一边保护家人和病伤的战士向闵陈庄撤退。李贞乾的四弟李秉公率5名战士留在李新庄抵抗敌人,全部牺牲。李新庄失守,日伪军烧毁全村的房屋。李坤若率部撤至闵陈庄,在闵陈庄寨门前被冷枪击伤。敌人紧跟上来,团团围住闵陈庄。闵陈庄寨高沟深,寨外地形开阔,易守难攻。12月14日,敌人向闵陈庄发起进攻。日军在村东北大堤上,架起迫击炮狂轰闵陈庄寨圩。王献臣在村西指挥部队用机枪掩护进攻,其主力团团长马世芬部占据村南一片坟地,向寨内开枪。抗日军民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李新庄、闵陈庄的青壮年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配合区中队守卫寨墙。区中队机枪手老李端着区中队唯一的一挺机枪,从东打到西,从南打到北。日军恼羞成怒,疯狂向寨内倾泻炮弹,寨墙被炸开缺口,寨内房屋大量倒塌,机枪手老李中弹牺牲,机枪亦被炸毁,区机关党支部书记胡昭贤、义勇队第二总队宣传队队长汪亚民等负伤,整个寨内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李坤若率领战士与伪军展开阵地争夺战,毙伤伪军20余名。战斗进行到14日傍晚,日伪军始终没有攻下闵陈庄,日军拖着十余具尸体返回丰县城。日军撤退后,伪军继续包围闵陈庄。抗日军民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子弹消耗殆尽,李坤若等人决定突围。深夜一时许,李坤若率队从寨墙的西北角沿墙而下,用手榴弹开道,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成功,但李坤若、胡昭贤和10余名战士献出宝贵的生命。夜间3时许,伪军占领闵陈庄,焚烧房屋,抢夺财物,抓走没有突围出去的伤员、抗日义勇队宣传队员和李贞乾的家属20多人,关押在丰北常店据点内。惨无人道的汉奸将李坤若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常店寨门上示众。

(未完待续)

曲阜碑刻(八十八)

明嘉靖四年

城阙里记碑

张镔毅

在曲阜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南部,矗立着一方历经五百余年风雨的古碑——明嘉靖四年城阙里记碑。这方镌刻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的石碑,记载了明代曲阜城移建事件的始末,串联起政治、军事、文化、城市规划等多重历史维度,是研究明代中晚期社会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文明“尊崇文脉、守护根魂”传统的生动载体,其丰富的史料价值与深刻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寻。

碑刻所载事件的缘起,是明代中期一场震惊朝野的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河北文安人刘六、刘七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义军转战南北,于正月二十七日攻破曲阜县城,“焚官寺民居数百,虐焰所及,不崇朝,县治为墟”。当晚,起义军移营进犯阙里,这座孔子故里、儒家圣地遭遇空前亵渎:义军“秣马于庭,污书于池”,在孔庙大殿前喂马,于泮池中洗马,将神圣祭祀场所变为军营。虽庙宇林墓未遭焚毁,但孔氏族人四散奔逃,延续千年的祭祀活动被迫中断,“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

作为孔子故里,阙里与原曲阜县城相距约十里,“皆无城,而阙里尤为孤旷,守望无所恃焉”。自孔子去世后,阙里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祭祀圣地和儒学传播中心,但长期缺乏有效防御设施,元代曾短暂设县治却未形成完整防御体系,致使圣地在战乱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危机之下,地方官府曾派兵四百驻防,却因“贼众我寡,望风辄溃”,收效甚微。时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的潘珍巡查至此,提出“县庙必相须以守,盍即庙为城而移县附之”的解决方案——将县治与孔庙结合,围绕孔庙修建新城,形成“庙县合一”的防御体系。这一建议迅速获得各方响应,山东巡抚、巡按御史联名上奏,朝廷大臣一致赞同,明武宗最终下诏批准,一场关乎圣地存续的浩大工程就此启动。

移城工程始于正德八年七月,竣工于嘉靖元年三月,历时近九年,堪称明代地方治理与文化建设的典范。在工程规模上,新城以孔庙为中心,“上基周八里三十六步”,占地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墙高大厚实,外有深沟环绕,与洙水、泗水等自然景观“映带而荣回”,形成“高墉深沟”的军事防御格局。城内布局严格遵循儒家礼制:“庙貌公府伉然中居,而县治、儒校、行台分司以及市廛、门巷罫布环列”,孔庙与衍圣公府居核心,行政、教育机构环绕四周,民居与市廛有序分布,实现了防御、行政、居住多重功能,成为明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在人力与资金配置上,工程“版筑佣丁夫万人,而取诸农务之隙”,既保障劳动力又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体现儒家“养民爱力”理念。工程总耗资“银三万五千八百两有奇”,来源主要为“诸司小羡”(地方官府财政结余)与“高赀好义者助之”(富商大户捐资),反映了明代中期地方财政运作模式与社会对儒家文化的尊崇。碑文中特别引用儒家治理思想,强调此次移城是关乎“三纲叙正而诸夏乂安”的重大使命,彰显了明代统治者“以礼治国、尊崇文脉”的政治理念。

明嘉靖四年城阙里记碑折射出明代中期的祭祀制度、政治生态与社会文化风貌。政治生态方面,移城工程展现了明代中期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从地方官员提建议到朝廷批准,决策过程高效统一,体现了朝野对尊孔崇儒政策的高度认同。参与官员跨越多个体系,形成跨部门、跨层级协作机制,碑文对官员功绩的记载,也反映了明代官僚体系的运作规范。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工程资金与人力配置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诸司小羡”表明地方官府有一定财政储备,“富商捐资”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后富商阶层对文化事业的参与,“农隙佣丁”体现了农业人口充足与官府对民生的重视。新城内“市廛门巷罫布环列”的布局,也反映了曲阜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商业活力。

明嘉靖四年城阙里记碑,以一方青石镌刻千古春秋。它记录了战乱危机,见证了圣地新生,承载了尊孔崇儒的信仰,折射出中华文明“守护圣地、传承文脉”的坚定信念。如今,人们驻足孔庙十三碑亭前凝视这方古碑,仍能感受到明代官员的远见卓识、工匠的辛劳付出与百姓的虔诚守护。它不仅是研究明代历史的珍贵史料,更是激励后人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五百余年岁月流转,城池依旧,文脉永续,这方古碑所蕴含的智慧与精神,将继续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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