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鹏

一九七四年深秋，我从部队来济宁带兵，正站在税务街老家门口。街巷安静，只偶尔有邻居提着菜篮子走过。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位清瘦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衫，正握着长扫帚，一下一下扫着街边的落叶。他扫得很慢，腰微微弯着，但动作稳当而有节律。我仔细一看——竟是王新民先生。

我早闻王先生之名，知道他原是济宁伴村园的主人，学问深厚且酷爱诗词。只是那时世事纷繁，读书人大多沉寂。我心中敬意涌起，便走上前去。

“王先生。”我轻声唤他。

他停下手，抬眼看向我。眼神有些疲惫，但依然清亮。见我身着军装，他颔首浅笑，平和地唤我“段同志”。

我邀他来家中坐坐：“家里有刚沏的茶，先生若不忙，可愿来聊聊诗？”

他略迟疑，看了看手中的扫帚，又望了望我家敞着的院门。终于，他将扫帚轻轻靠墙放下，拍了拍衣襟上的灰：“那就叨扰了。”

进屋后，我为他斟上茶。他端坐着，双手捧着茶碗，暖意渐渐漫开，我递给他一支红波牌的香烟并给他点上，他那颤抖的双手我至今难忘。我们起初只是闲话家常，后来不知不觉说到诗词上。他话不多，但提起杜甫的沉郁、苏东坡的旷达，眼里便有了光。他说：“诗不在纸上，在人的心里。世道再变，心里那份对美的念想，变不了。”

我问他最近可还有写诗。他沉默片刻，摇摇头：“笔墨收起来了。但心里总在默一些句子。”随后，他低声念了两句自己的诗，我已记不清全文，只记得一句大约是“秋深叶落根犹在”。

那个下午，我们从陶渊明聊到李清照，从《古诗源》谈到《沧浪诗话》。他说话不急不缓，像是把多年的思考轻轻摊开。茶续了三次，天色渐暗时，他起身告辞，又拿起那把扫帚，对我微微颔首，慢慢走进了暮色里。

1977年，春风遍拂齐鲁大地，我从部队转业回到济宁，被安排到济宁地区文展馆工作，负责全地区的书画篆刻活动组织与创作推动。这个工作岗位，让我和王新民先生的缘分，从税务街那个秋日下午的偶遇，延展成了一条温暖而坚实的道路。

我常去伴村园找王新民先生，伴村园只是他两间简朴的居所，但窗明几净，桌上永远铺着毛毡，摆着笔砚。我们之间的谈话，从诗词的“默念于心”，终于可以痛快地“流淌于纸”上了。

我在馆里常组织雅集、书画笔会与创作座谈会。王先生总是最安静又最核心的那一位。他不爱高谈阔论，但每当有人拿出作品求教，他总能一言点出关键。我记得有一次，几位年轻作者争论“创新”与“传统”，争得面红耳赤。王先生一直默默听着，最后才缓声说：“根扎得深，叶子才能往新处伸。心里没有古人，笔下难有真自己。”此言一出，满室皆静，令人豁然开朗。

活动结束后，画家张立釗、陈金言、樊运琪，书法家倪贯一、杨志举、潘汉篪、程宝源、孙征禄、李味光、刘承闿、刘洪聲等诸位先生，常会相约附近小馆聚餐小酌。王先生话不多，但喜欢听大家聊。几杯简装白酒下肚，气氛热闹起来，他会微微笑着，偶尔插一句诗或典故，总能引得满座会心。那是我记忆里最鲜活的“文艺春天”的景象：思想在解冻，才华在苏醒，友情在饭菜香气中悄然滋长。正是在这个时期，王先生的创作热情重新焕发。《伴村园词笺》中收录了不少彼时佳作，其中数首专为我而作，另有诸多作品因资金等原因未能入笺。

他曾填《鹧鸪天·赠段君文展馆共事》一词，我至今记得上阕：

“解甲归来墨砚亲，相逢又是艺苑春。曾记街隅扫叶客，今作灯前论道人。”

他巧妙地将我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写了进去。看到“扫叶客”三个字，我的心一颤，顿时热泪盈眶，深知先生未曾忘却那段岁月，更珍视这份重逢与共事之缘。

还有一次，我试着画了一幅墨竹请他指点。他看了良久，提笔在留白处题了一阕《临江仙》：

“劲节原从冰雪悟，萧疏却抱虚心。展笺如见旧山林。一枝清影在，同守岁寒深。”

这已远超一般的题画，字里行间，是艺术理念的共鸣，更是人格上的相期相许。这张画我珍藏至今，他的题词，让我的拙作有了灵魂，也深深铭记在我心底。

很多时候，我会在傍晚去伴村园。就着一盏台灯，我们品评新作，探讨古籍，也聊时事与未来。他像一位宽厚的兄长，又像一位渊博的师长。他曾对我说：“咱们现在做的，不只是组织活动，更是接续文脉。要让那些被耽误了的好苗子，有土壤长起来。”这番话，成为我日后工作的灯塔，指引我一路前行。

那些年，王先生的词作产量颇丰，风格兼具沉郁与旷达，将多年情怀与特殊岁月的思考沉淀，尽数化入词章之中。而我，有幸成为他最直接的一位读者和见证者。

从税务街的秋阳下，到文展馆的灯火里，再到伴村园宁静的夜晚，这段因诗书画印而缔结的友谊，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不仅仅是风雅趣事，更是在一个时代转折处，两个普通人如何用文化与艺术，彼此温暖、相互支撑，并竭力守护和传递那簇精神火种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