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华（曲阜）

在2025年中国文坛军旅文学新现实主义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张建鲁的短篇小说《泪河》凭借精练厚重的叙事脱颖而出。作品斩获第二届《小说选刊》“包公故里杯优秀小说奖”，成为该创作群体的代表性佳作。作品以强军为基，聚焦军人信仰与日常，融英雄主义与人文关怀于现实深耕，既延续了战争题材文学的精神内核，又实现了同类题材的突破创新，兼具文学质感与正向价值，深刻诠释了“文学应追求理想现实”的创作命题。

《泪河》的创作深植双重土壤：一方面是作家个人生命体验，张建鲁的校园记忆、戍边战火经历，加之父亲战役英雄的家族传承，让军旅生活与家国情怀成为刻入骨髓的印记；另一方面则是兖州地域的文化积淀，泗河、杨家河、滋阳山等真实地理标识，以及捻军之战、抗日等本土历史战事，共同构筑了故事的现实基底。

作品更呼应时代命题——在民众渴望从文学中找寻内心倒影的当下，文学贴近大众成为必然趋势。张建鲁以作家的责任担当，用大众熟悉的叙事方式传递正能量，让文字兼具生命力与感染力。同时，孔子所倡导的“立功立德立言”，更在小说人物的抉择与坚守中得到生动彰显，让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底蕴相得益彰。

《泪河》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于其匠心独运的叙事结构。小说并未采用平铺直叙的线性模式，而是以“现时线+回忆线”的双线交织，在两万余字的篇幅内最大化拓展了叙事的广度与深度。

现时线中，主角张立奔赴前线的列车行程铺垫出危险未知的战场基调；回忆线则以列车行进为契机，唤醒兖州泗河、青涩爱情、年迈母亲等温暖故乡记忆。战场的前行与故乡的回溯形成逆向张力，既让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更隐喻着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撕裂——当青春与爱情还停留在泗河畔，生命已被推向枪林弹雨的前线。

同时，小说以张立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既保证了情感的真实性与代入感，又通过“有限视角”留下叙事空白：张立对王红丽牺牲细节的未知、对周丽多年付出的后知后觉，让故事充满悬念与遗憾，也为读者的情感共鸣留下了想象空间，使叙事的余韵更加悠长。

战争题材文学离不开“牺牲”的书写，但《泪河》跳出了“战场捐躯”的单一叙事，构建了多维度的牺牲图景。女战士王红丽为掩护战友扑向手榴弹，以年轻生命完成军人使命，是壮烈的生命奉献；张立告别母亲奔赴前线，承受“忠孝不能两全”的愧疚，是个人情感的牺牲；周丽为照顾张立年迈的母亲，放弃青春与爱情，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坚守。

这些牺牲形态各异，却共同诠释了英雄主义的丰富内涵：英雄既是战场上舍生忘死的战士，也是后方甘于奉献的普通人。王红丽的牺牲是“轰轰烈烈的伟大”，周丽的坚守是“静水流深的平凡”，而张立的抉择是“进退两难的无奈”，但三者都蕴含着对家国的忠诚、对他人的善意与对责任的担当。更可贵的是，小说将牺牲转化为持续性的精神坚守，让英雄主义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而是扎根于人性深处的美好品质。

《泪河》的情感表达堪称“哀而不伤”的典范，作者以“节制叙事”拒绝夸张渲染，却让情感的穿透力更加持久深刻。所有深情与悲痛，都隐藏在平淡的细节与简洁的对话中——王红丽父亲红着眼圈说：“不哭，孩子，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这句话将悲痛与坚强融为一体；张立母亲一句“小丽这孩子，苦了她了”，道尽周丽多年的付出与委屈。

这种克制的表达符合战争年代的情感状态——生死离别已成常态，唯有坚守才是对逝者的告慰，更让情感显得真挚厚重。张立与王红丽在泗河畔的短暂相处、战友间的相互鼓励、周丽缝补的衣物，这些朴素细节构成了战争年代最珍贵的情感底色，如泗河流水般缓缓流淌，浸润读者心灵。

标题“泪河”是贯穿全文的核心隐喻，兼具三重意蕴与象征力量：表层是兖州故乡的泗河，见证着张立、王红丽、周丽的青春懵懂与真挚情谊；深层是个体苦难与情感的汇聚，承载着牺牲之泪、遗憾之泪与坚守之泪，成为个体命运的见证者；更高维度则是民族战火中沉淀的集体记忆，是无数中国人在战争中经历的苦难、牺牲与坚守的象征。

小说通过三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将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紧密相连。他们对爱情的憧憬、对亲情的眷恋、对幸福的渴望，以及战争带来的抉择与牺牲，正是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命运的缩影——前方有青年浴血奋战，后方有百姓默默支持，个体的悲欢离合最终融入宏大的家国叙事。而“泪河”始终向前流淌的意象，更蕴含着希望与重生的意味：无论苦难多么深重，人性的美好与民族精神都将在磨砺中沉淀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