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然喆

明嘉靖二十一年乞赐周公庙祀田碑，高2.66米、宽0.92米、厚0.19米，立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七月，位于周公庙二门下南面东首。碑文内容用楷书书写，共15行，每行有64字。此碑碑阴也刻有文字，亦用楷书书写，共7行，每行31字。

此碑刻是为纪念兖州府请求给周公庙增加祭田一事而立。根据碑文记载，兖州府官员先是明确了周公庙位于“曲阜城北”的位置，而后又查明了周公庙在嘉靖二十一年时的情景——“栋宇萧条，与神祠无异”，周公庙作为祭祀周公的祠堂，竟然衰落至与普通神庙没有太大的区别。不仅周公庙的香火渐趋稀疏，而且周公后人的待遇也很差。根据碑文记载，周公的后人姓东野，有数十人，他们每年都会按时奉行祭祀，但他们的家境实在是贫寒。周公庙中原有一百二十五亩免纳粮税的土地，现归孔氏族人所有，每亩地价值白银三两三钱，官员们认为这笔钱完全可以从州府的经费里拨付，用官银买下来，交给周公的后人东野家管理，用这块地的租金收入来承担每年的祭祀开销。

当地官员将此事上报后，得到山东巡抚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雷处的批准。至于之前为准备祭祀而申请购买田地的费用，还需州府进一步核查、筹措。根据碑文记载的曲阜县的详细报告，这次州府决定购买庙前二十五亩免缴税粮的专用祭祀田，再加上之前正德十三年时的山东巡抚兼监察御史添置的十亩庙边地、三十亩林地，还有巡抚在河北面购买的一些土地，周公庙现有祭田共计一顷二十亩。东野家族经过商议，认为这些收入足以用于夏冬两祭、四季的小祭等一年中的十三次祭祀，祭祀完成后剩下的租金、柴草，由全族按户平均分配。东野氏有了专用于周公庙祭祀开销的收入来源之后，有关曲阜县是否应该继续承担春秋两次大祭的开支的问题被摆上台面。曲阜县将此问题报到了兖州府，兖州府官员认为，周公的后人虽然增加了祭祀田，但县里用于春秋二祭的财政拨款（即“均徭银两”）照旧，不能减免。至于新增的那些祭祀活动，相关费用由东野家族自行筹措。

在碑文的最后还刻有“为此，合行帖，仰本县官议照依帖文由事理，即行前项缘由备文，勿得违错未便，须至帖付者”之言，这是兖州府的官员通知曲阜县主管官员按照上述要求，立即就上述所有情况拟定详细的执行方案，不得有误。除此之外，此碑的碑阴也刻有文字，它记载了此次添置周公庙祭祀田的范围。碑阴先是记载了兖州府官员程尚宁奉命购买周公庙附近，原属孔闻元的二十五亩免缴税粮的土地作为祭祀田，然后描述了这些土地的大致范围和面积：庙前的土地共二十四亩三分三厘，最东靠近主路，最西靠近颜肇先的土地，最北到达庙前的主路；庙东的土地共七厘，最东边靠近颜重杰的土地，最南靠近主路，西、北两侧靠近东野龙名下用于供养庙宇的田地。

明嘉靖二十一年乞赐周公庙祀田碑，完整记载了一次由兖州府主导的官方祀产整顿行动。面对周公庙宇萧条、守庙后裔贫寒的困境，官府介入调查，并最终动用府库官银，购买了孔氏族人名下的二十五亩免粮地作为祭祀田。碑文记载了支撑周公庙祭祀活动的一套可持续的供养机制：以田租收入支持祭祀，余利由东野氏族内均分，同时规定原本由曲阜县财政负担的春秋大祭照旧进行。这一方案精巧地平衡了官府责任、祀典尊严与宗族利益，体现了明代地方治理中“官督族办”的模式。碑阴则详录了所购土地的具体亩数、方位与四至，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土地纠纷提供法理支撑。

这篇碑文是一份镌刻于石、公之于众的官方行政文书。其正文为兖州府下达曲阜县的指令，碑阴则为土地交易的不动产登记凭证，将一整套涉及财政拨款、土地交易、祀典规范与利益分配的地方治理决策记录下来，兼具法律权威与历史档案价值。它不仅见证了嘉靖年间地方官府对先贤祭祀的扶持，更是研究明代地方行政运作、财政制度与宗族社会关系的珍贵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