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峰（济南）

一到过年，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串红红的糖葫芦，那甜滋滋、酸溜溜的滋味，仿佛在记忆的胃里扎了根，怎么也忘不掉。

儿时最盼的就是过年，能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吃上平日里少见的好饭菜，还能收到亲戚们给的压岁钱。正月十五前，乡下热闹得很，走街串巷的商贩吆喝着“糖葫芦”“荸荠”“花生”，勾得孩子们直咽口水。

一天，村里来了个卖糖葫芦的老头。他扛着根长棍，棍头绑着一大圈麦秸，上面插满了红艳艳的糖葫芦；棍子另一头安着个三角木架，走时扛肩，停下支地。山楂圆溜溜、红彤彤的，外面裹着一层晶莹透亮的糖衣，阳光一照亮闪闪的，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融化的糖香。糖葫芦分长串和小串，长串十三颗，卖一毛五；小串八颗，果子小些，卖一毛。老头不紧不慢，拖着调子吆喝：“卖——糖——葫——芦——喽！又香又甜又酸的山——楂——葫——芦！”那起伏的声调，成了年节里一道温暖的风景。

我的老家在鲁西平原，山楂本是稀罕物，平日里根本见不着，偶尔去大队卫生室，兴许还能看见中药柜里干瘪的山楂片。孩子们围着老头挪不动步，眼睛直勾勾的，却都舍不得掏钱。眼看他快走到我家门口，我实在馋得忍不住，冲口说：“大爷，我买！您等着，我回家拿钱！”

我急匆匆跑进屋，从褥子底下翻出属于自己的“小金库”——都是过年攒下的压岁钱。我们那儿，过年最盼亲戚来，长辈一进屋，我们就赶紧磕头拜年，还麻利地抱捆豆秸在堂屋烧起来，给他们取暖。长辈一高兴，就会递来压岁钱，多则块儿八角，少则两三毛。最盼随母亲走娘家，姥姥给的总是最多，有时能有好几块。压岁钱我从不乱花，攒到一定数目就交给母亲，她拿走大头贴补家用，留下零头让我自己支配。

我数了数，压岁钱加上之前的结余，一共一块七毛，一分没动。开学要交一块钱学费，还想买支两毛八的圆珠笔——同学们都在用，写字流利不用削，我羡慕了好久，之前攒的两毛还差一点。这样算下来，还能剩四毛多。花一毛钱买串糖葫芦尝尝？我咬咬牙，豁出去了！

攥紧钱冲出门，我买了串小的，四下张望没人，赶紧溜回家。晚上，我举着糖葫芦让母亲尝，她推说怕酸不肯吃。我躲进自己屋里，把糖葫芦一颗颗小心地退下来，放进一个带盖的纸盒里。只留下最后一颗，轻轻抿了一口——真甜。含在嘴里慢慢咂摸着，越来越甜。到底没舍得咬，又拿出来用纸包好。第二天，忍不住又拿出来舔了几下，红亮的糖壳渐渐薄了，露出里面深红的山楂。试着咬了一小口，酸得我眯眼龇牙，可那酸里裹着的甜，比野地里长的“酸酸菜”要好上百倍。我一点点地啃，半天才吃完这颗“宝贝”。

剩下的七颗，我打定主意细水长流。每天只允许自己舔一舔、抿一抿，偶尔咬上一小口。就这样，一串八颗的糖葫芦，我竟吃了整整十六天，差点吃出了正月。

那串红红的糖葫芦，就这样串起了六十年前泛黄的时光，也串起了我此后岁月里，再未尝到过的、浓浓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