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代告阙里孔子庙记碑，高2.2米、宽1.08米、厚0.34米。碑文内容由李东阳撰，由中书舍人乔宗书写，共30行，一行68字。此碑立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现位于孔庙西斋宿院中。

此次李东阳代告（即代替皇帝祭告）阙里孔子庙是为了庆贺孔子庙重修工程的完成。据《曲阜县志》卷二十九记载：“六月甲辰夜，阙里孔子庙灾。”又根据巡抚何鉴的奏言：“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时，雷雨交作，火从宣圣家庙东北角上起，延烧家庙五间……共计烧毁殿庑各房二百二十三间。”可知，弘治十二年，孔庙遭受雷击，引发了严重的火灾。火灾发生后，浙江道监察御史余濂奏请重修孔子庙，他上奏称“天下不能一日无孔子之道，人心不能一日无孔子之教……伏乞陛下即敕该部迅为修理，以妥神灵，以慰人心。奉旨允行”。在他的力劝之下，皇帝先在同年七月派太常寺少卿李杰来祭拜孔子，又派巡抚何鉴来实地考察，最终在第二年的二月开始动工重修孔子庙。到弘治十七年正月，孔子庙重建完成，闰四月，皇帝遣大学士李东阳前来祭孔并刻立此碑。

碑文开头先是讲述此次重修孔庙的背景，即上文提到的弘治十二年火灾一事，然后讲述了此次重修规模之大，将殿、庑等各处都加以修缮，修缮完成后，整个孔庙显得“轮奂宏伟，髹绘辉赫”。重修结束后，徐源与陈璘等人上报朝廷，礼部尚书张升等人认为这是“数百年之旷典”，建议皇帝用高规格的仪式来庆贺此工程。皇帝为表重视，亲自撰写碑文与祝辞，并派太常准备香火，令有司通过占卜选择吉日，并特派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前去祭告。

李东阳在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丁卯日辞别皇帝，于癸未日到达孔庙。到了丁亥日，祭孔仪式正式开始。碑文中列举了出席此次祭孔仪式的官员姓名，他们多因处理公务而至曲阜，并一同出席此次祭孔仪式，如：中书舍人乔宗奉皇帝诏命在孔庙办理事务；右通政韩鼎因为督察河工而在曲阜；巡按御史陆偁因为巡视政务而至曲阜；卢许因清理军籍而至曲阜；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代理都指挥佥事申宁，作为省级三司长官一同到来。仪式开始后，乔宗向大殿东侧配祀的儒家先哲（闵子骞、冉雍、子贡、子路、子夏、有子）行祭，曹元向大殿西侧配祀的儒家先贤（冉伯牛、宰我、冉求、子游、子思、朱熹）行祭，东西庑则由五经博士颜公鋐、孟元负责；启圣王殿则由四氏学学录孔公璜负责。根据碑文记载，参加祭典的孔氏族人达数百人。此前连续三日阴雨，而祭典当日却是晴空万里。祭祀典礼完成后，夜空星月交映，清辉朗照。乐工、舞者，以及敬献祭品、执掌仪式的官员，无不欣喜异常。

见此情此景，李东阳不禁感叹道：“在人情放荡、本性失落之后，即使经年累月，用严刑峻法来驱策人们，想让他们进入圣贤的境界，也是做不到的。然而，一旦到了圣人的故乡，瞻仰圣人的故居，接触他的子孙宗族，亲眼看见他传下的礼仪，亲耳听闻他制定的雅乐，从而在心中想象他的音容笑貌，那么，懈怠之心和浮躁之气就会在顷刻间悄然消散，连自己都未曾察觉。”接着他又称颂孔子删述六经的功绩应当“垂法万世”，不应被后人忘却。随后他又回忆了明代前几任皇帝对孔氏后裔的恩赐：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为孔子后人封爵，命其奉祀，建立学校，设置学官；到了宪宗纯皇帝朱见深，又将祭孔乐舞增至八佾，祭器增至十二笾豆，以天子礼仪祭祀孔子。李东阳还将祭祀典礼的盛衰与国家治乱联系起来，认为重视这种祭祀典礼，国家就会盛世相继，教化周洽。接着，李东阳以此次重修孔庙为例称颂孝宗皇帝的尊孔之道，将皇帝让自己撰写碑文的目的归结为向天下宣示天子的恩德。

在碑文的最后，李东阳再次称颂孔子的功绩，指出如果君主真正明白了祭祀孔子的真正意义，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让天下人都知道孔子应当被祭祀，就会知道他倡导的道义应当被践行，做臣子的必会尽忠，做子女的必会尽孝，没有人不恢复其善良的本性，并认为此次祭孔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这个道理推广，让天下人感受到孔子的教化之道。

每当人们拜读此碑时，无不联想到五百年前李东阳等人在孔庙祭孔时的隆重场景，感受到明代儒学文化氛围的浓厚。李东阳作为明代内阁大学士，其对儒家教化之道的感悟和崇敬在此碑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于孔子与儒学的崇敬之情也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