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驰

此石刻于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现镶于孔林思堂东斋东墙，高0.75米、宽1米，碑文由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敏撰、监察御史孔谔书。

曲阜有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孔府是历代衍圣公的官衙住宅，故也称“衍圣公府”。孔庙又叫“至圣庙”，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由鲁哀公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孔林是孔子及其子孙后代的家族墓地，又称“至圣林”，始建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便发生在孔林之中。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和祭祖之处。祭祀之日全族齐聚，穿戴整齐，一早便出发，严格遵守“日出而祭”的古礼。其中主祭人还需“斋戒”，以洁净身心，戒除杂念。祭祀仪式结束后，全族会在特定的场所分享祭品，这一行为称为“散胙”，散胙之地被称为“斋厅”。明永乐年间，孔氏斋厅已十分破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家族的繁衍，旧斋厅已不能够容纳族人，以至于出现“披冒风日而列席于外者，天下雨则依栖于宇下”的现象。

当时衍圣公孔彦缙、曲阜知县孔克中以及族长孔思楷谈到此事时分析原因：此前斋厅不够恢宏大气是因为宗族人数较少、力量相对较弱，而如今“涵濡圣化，子孙繁衍”，家族早已壮大，将斋厅重修一番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另外，重建斋厅也能达到“亲骨肉，叙昭穆”的效果。这里所谓的“亲骨肉”，即亲近血脉相连的亲人；而“叙昭穆”则表示要依照长幼尊卑的秩序来排定祭祀位序，以明确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强调的是一种维系家族系统平稳运行的秩序。这里所说的昭穆制度值得细细探究。昭穆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是祖先祭祀时的排位规则。商人将始祖牌位居中排放，始祖之子为昭，排在左侧；始祖之孙为穆，排在右侧，之后按父辈子辈之序左右相对摆放牌位，目的是在祭祀中明确世系，避免混乱，这是昭穆制度最原始的功用。到了西周之后，昭穆之序从单纯的祭祀规则升级为贯穿家族与国家政治的完整制度，成为周王朝宗庙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春秋战国后，诸侯征伐，分封制没落，子弑臣逆，宗法制瓦解。昭穆制度的政治功能也逐渐弱化，作为家族伦理符号延续后世。

细究一番不难发现，无论是孔氏家族合力重修斋厅，还是昭穆之序，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基础——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原型诞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时，人们生活在集体公有制的氏族公社之中，一个氏族公社包含若干父系大家族，父系大家族是由一个男性所生的几代人及其家庭组成。到后来私有制不断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父系大家族的族长、家长拥有了对家族成员的统治与奴役之权，故而原始的父权家长制成为后世宗法制度的萌芽。父权家长去世后，其权利与财产需要有人继承，这更刺激了宗法制的发展。西周建国后，上层统治者以此原型为框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保证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解决了统治集团内部财产与权力分配的问题。为将统治触手伸向更广的区域，西周统治者在设计国家体制时，用分封制与宗法制相配套，让周天子由宗族的大宗上升为天下的宗长，使之掌握全国最高的族权与政权，实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宗统与君统的合一。之后周室虽湮灭，但宗法制催生的宗族观念以及诸如昭穆这样的礼仪规则却传之后世。

经过衍圣公孔彦缙、知县孔克中、族长孔思楷三位族内领袖商议后，斋厅的重建工作展开了。工匠们用坚木建造厅堂，同时又扩大斋厅的规模。竣工后的新斋厅拥有三个大厅堂，东西宽四丈五尺，南北两丈八尺，高二丈一尺，涂壁精美，形制严正轩昂，人入其中“心悦神怡”，如处“春风和气之中”。新斋厅容纳族人绰绰有余，族人们终于不用暴露于风雨之中了。

这篇碑文用辞典雅，笔意端凝，完整记录了营缮斋厅之始末，使今人仍可见当年故事。这是历史的伟大功能，它不但记录达官显贵，也铭记广大劳动人民的成就。历史让我们知晓，斋厅的修建不只有县官、族长牵头，还有众多族人、工匠的辛勤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