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镔毅

在曲阜孔林这片承载着两千余年儒家文化记忆的土地上，孔林二林门前西花墙内，一块镌刻着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印记的石碑静静矗立。历经几百年风雨洗礼，它的轮廓虽添沧桑，却依旧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此座碑通高1.6米、宽0.67米、厚0.28米，碑身边缘留存着岁月精心雕琢的花边，部分纹饰已在时光侵蚀下略显模糊，却更显古朴雅致。碑面采用正书字体，镌刻二十三行文字，每行五十四字，尽管部分字迹因风化变得难辨，但“起围墙、创门宇、建巡铺”这几个关键字样，仍清晰可辨。这通碑刻既是官方叙事的载体，也是民间生活的镜像，如同打开历史闸门的钥匙般，引领后人探寻明代孔林保护事业与儒家文化传承的过往。

“创建孔林围墙记碑”的碑文，开篇便直截了当地点明了立碑的核心缘由：为保护圣祖林墓，避免周围居民打柴破坏林木，这其中蕴含着三层丰富而深刻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揭开了明代孔林保护事业的复杂背景。

其一，孔林作为孔子及其后裔的墓葬群，在明代已被视为“圣祖圣地”，其中关于林木的保护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文化传承的高度；其二，当时孔林周边存在“居民打柴”的现实矛盾，反映了圣地保护与民生需求的张力；其三，解决矛盾的方式是“起围墙、创门宇、建巡铺”——围墙划定孔林边界，门宇确立入口，巡铺则驻兵日常管护，形成一套完整的防护体系。

推动这项意义重大的孔林防护工程的关键人物，是时任曲阜县尹的孔克中。他的身份极具特殊性——既是孔氏族人，又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在推动工程时，能够天然地实现“宗族势力”与“地方官府”的合作。作为孔氏族人，他对“圣祖林墓”怀有深厚的情感与强烈的守护责任感，推动工程建设是其内心宗族使命感的必然体现；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他拥有调动地方资源、组织实施工程的行政权力，能够将保护孔林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据碑文记载，这项防护工程从动议到最终完工，历时整整半年。在半年时间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工程共动用工匠三十余人，这些工匠均是当地技艺娴熟的能工巧匠，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确保了围墙、门宇、巡铺的质量；工程所需的石料，全部取自曲阜当地，质地坚硬，适合用于建筑修建，就地取材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石料的及时供应；而工程所需的木材，则由曲阜附近的州县协同运送，周边州县积极响应，及时将优质木材输送到施工现场，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种跨区域的协作模式，并非偶然形成，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政策支撑——永乐帝推行的“崇儒”政策。据《明实录》记载，在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三次下诏“修茸孔庙林墓”，对儒家圣地的修缮与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永乐帝朱棣深知，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凝聚社会人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他即位后，不断采取措施尊崇儒家文化，修缮孔庙、孔林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孔克中正是深刻领会了朝廷的“崇儒”意图，积极响应皇帝诏令，成为这一政策在地方上的具体执行者，将朝廷的文化战略转化为保护孔林的实际工程。

如今，我们怀着敬畏之心，站在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石碑前，轻轻抚摸着被风雨磨平的字迹，指尖仿佛能触碰到历史的温度，耳畔仿佛能听到当年立碑者的絮语。那絮语中，或许有孔克中面对孔林安危时的忧虑与牵挂，有他为推动防护工程顺利实施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还有无数黎民百姓，曾捐赠财物修缮庙宇，希望通过碑刻让自己的善行被后人知晓、被历史铭记。

碑刻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没有夸张的情节渲染，它们只是以最质朴、最真实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片段，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诉求。它们是历史最本真的模样，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明代曲阜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氛围与人们的精神世界。碑刻本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这块“创建孔林围墙记碑”亦等待着我们细细品读、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