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镔毅

在曲阜颜庙中院东碑亭里，一块高4米的巨碑静静矗立。碑首雕刻着腾跃的巨龙，中间篆书“大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十二字，碑身下承长2.68米的龟趺座。这便是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一月所立的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六百余字的碑文不仅记录着颜庙的重修往事，更镌刻着明代皇权与儒家文化交织的深层密码。

全碑通高4米，其中雕龙碑头占0.6米，碑身宽1.26米、厚0.39米，下方龟趺高0.8米、宽1.24米、长2.68米，碑边装饰着古朴的花边。碑文共十八行，每行三十八字，历经近六百年风雨，虽部分字迹因风化略显模糊，但整体仍保持着皇家碑刻特有的威严气象——这样的规制并非偶然，龟趺碑在明代是皇家敕建碑刻的标准形制，龙纹碑首更是等级的象征——只有经皇帝特许，祭祀圣贤的庙宇才能使用此类装饰。

碑刻所处的颜庙，本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专祠。颜回作为“孔门十哲”之首，以“安贫乐道”著称，被尊为“复圣”。明代前期，随着朝廷对儒学的推崇，颜庙的地位不断提升。永乐年间，明成祖已重修孔庙，而颜庙的大规模修缮则延至正统年间。碑文明确记载，“朕嗣统之七年，爰新颜庙”，即颜庙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完成重修，而此碑作为“文书石”，正是为纪念这一工程而立。

敕赐复圣公新庙碑的六百余字碑文，堪称一篇浓缩的“圣贤论”，开篇即点出核心：“朕惟圣贤之生，皆天以为世道生民计，非偶然也。”此句将圣贤的诞生上升到“天以为世道生民计”的高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基调。

碑文的叙事逻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先立孔子之“根”，再显颜回之“脉”，最终完成儒学传承体系的闭环。首先，它确立了孔子的核心地位。“孔子之道，原于天而承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强调孔子虽“不得位”，却通过“推明斯道，立教垂世”维系了世道人心，甚至直言“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几何其不沦于夷狄禽兽”。这种对孔子的极致推崇，实则是明代“崇儒重道”国策的体现——自洪武年间起，朝廷便将儒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永乐帝更命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使孔子之道成为治国根本。

在确立孔子地位后，碑文笔锋转向颜回：“三千之徒，孔子独称颜子好学，独告以帝王为治之大法。”这里的“独称”二字，巧妙凸显了颜回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碑文进一步将颜回与古代贤臣对比：“使孔子居尧舜之位，则颜子稷、契之伦也。”稷、契是尧舜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帝王成就盛世著称，这一比喻既肯定了颜回的政治才能，也暗示了他“王佐之材”的属性。

碑文最精妙的内容是对颜回精神的提炼：“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这里的“发圣人之蕴”，点出了颜回的独特贡献——他不仅传承了孔子之道，更通过自身实践将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碑文以“孔子其太和元气，颜子其四时之春”作比，形象说明孔子之道如天地正气，而颜回如春天般让这份正气得以生长、传播，使“礼乐之授，王佐之期”有了实践路径。

结尾的诗句“作范立教，永淑来世。弼祐皇明，千万亿岁”，则将圣贤祭祀与王朝命运直接关联。在明代皇帝眼中，尊崇颜回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通过树立颜回这一“道德标杆”，引导臣民修身向善，最终实现“弼祐皇明”的统治目标。

六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前，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它所记录的，不仅是一座庙宇的重修史，更是一个王朝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碑刻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角色从未改变。以敕赐复圣公新庙碑为代表的碑林，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文字拼图”，让我们得以在官修史书之外，触摸到历史的另一重面相——那里有帝王的治国考量，有士人的精神追求，也有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透过碑身上刻写的文字，人们仿佛能听见正统六年那个冬日，立碑工匠敲打錾子的声响。正是这一锤一凿的坚持，让圣贤的光影得以穿越时空，在当代依然照亮着我们对文化根脉的追寻。而这，或许就是古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