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航

蒙古乃马真后四年思堂记碑由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树立，记载了孔子五十代孙孔桸于蒙古乃马真后四年（公元1245年）十一月重修思堂之事，现位于孔林思堂正殿下东首。碑高0.96米、宽0.62米、厚0.2米。碑座高0.23米，碑头0.25米，篆书“思堂记”三字。碑身正书，共九行，正文现存八十八字，落款二十五字。

碑文中关于时间的记载仅提到“时岁乙巳年十一月乙未”，由权主祀事（又称“权袭封衍圣公事”，即暂代衍圣公管理祭祀和维护林庙事宜）孔桸重修、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记石。孔元措字梦得，于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得授文林郎、袭封衍圣公，在金亡元兴后仍袭封，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以其弟孔元綋之孙孔浈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人生轨迹限定了《思堂记碑》产生的时间范围，而乙巳年中符合这一时间范围的，仅为公元1245年，即蒙古乃马真皇后临朝称制的第四年。元太宗十三年（公元1241年）冬，窝阔台汗在汪吉河附近冬猎后，因饮酒过度而死。时正宫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通过巧妙手段获得察合台等宗室的支持，摄掌国政。丙午（公元1246年）春，乃马真氏长子贵由继位，是为元定宗。

金末元初，曲阜作为东鲁通衢，几经兵戈，不惟思堂，孔家的其他建筑也是“摧毁几半”，孔氏族人生活已难以为继，更遑论耗资巨大的祭祀仪式。蒙古灭金后，局势逐渐安定，孔元措成功复爵，并得到蒙古优待——免赋役、赐祭田，供给祭祀，并将诸路征收的历日银中的一部分赐给孔元措，用来修复林庙。这一系列经济优待使得孔家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和祭祀亦有了经济保障，为思堂等建筑的修复奠定基础。

思堂，又名斋厅，现位于孔子墓轴线东侧，墓门之东，“尚不知兴建之始”。根据《孔氏祖庭广记》记载，金代思堂位于甬道之东，即今二林门东北。除了本次重修外，还有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的扩建。《阙里文献考》记载了清代思堂的形制：“雍正三年奉勑造甬道南墓门三间，其东偏为思堂三间、左右厢各三间、门一间。”根据《孔府文化研究》，思堂现有形制如下：“现存建筑为三合院，正厅三间，七檩灰瓦悬山顶，四柱前后廊式木架，前出廊。柱比例短粗，挑山很大，出墙米许，建筑尺度低矮，仍存明代风格。西山有间耳室，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五檩灰瓦悬山顶，前出廊。再前有照壁一堵，大门一间。门灰瓦悬山顶，三柱分心式木架，前面有垂花，而后面却无。院西北设一门，砖墙承重，灰瓦庑殿顶，直接通向孔子墓甬道。”

碑文提到思堂的功能和名称由来：“每岁春清明前三日，暨冬十月朔，众族待祭于此，追念祖先，故名曰思堂。”这表明思堂是孔氏子孙在孔林等待祭祀、追思祖先的场所，但表述较为笼统。清代《阙里文献考》的记载更为清晰：“衍圣公及众子孙更衣、享馂处。”馂的意思为“吃剩下后的残羹剩肴”，《礼记》：“馂余不祭。”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子曰：‘馂余之物，不可以祭先祖。’”这里的“馂”可能指的是祖先享用完的祭品，在祭祀完毕后，由衍圣公和族人在思堂享用。记载的不同表明思堂功能的变化，即思堂由追思之所变为更衣宴饮之处。

任“权主祀事”一职的孔桸“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德”，他的德行受到族人的认可，因此被委托暂时管理林庙之事，主持每年上丁和朔望的祭祀。由于热心林庙，他的名字常见于蒙元初年的碑中，除了《思堂记碑》，还有存于孔庙的《大朝褒崇祖庙记碑》中“五十世孙、权袭封衍圣公事主奉祀事桸监造”、孔林孔子墓碑碑阴“五十世孙权袭封衍圣公桸”。他仅有一女，故族谱记载“无传”。但其女婿李用十分孝顺，托人撰写孔桸的墓铭，于大朝丙午年十月为其立墓碑，即重修思堂的第二年。

时年七十七岁的孔桸经历了孔氏由兴盛到衰落再到复兴的历程，“每岁春清明前三日，暨冬十月朔，众族待祭于此，追念祖先”，这句话既是对于思堂功能的描述，亦是对金元鼎革之前孔氏祭祀活动的追忆和向往，所以他才不顾年老体衰，“林庙之事亲莅焉”“乃督工役修完其堂一新”，由于过度劳累，这之后不到一年便去世。重修思堂，既是他作为权主祀事所履行的职责，又寄托了他和孔元措对孔氏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