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加兵

宋孔道辅祭先圣文碑，又名“景祐二年孔道辅祭先圣文碑”。碑刻立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原位于孔庙同文门下，1998年被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碑石高89厘米、宽88厘米、厚12厘米。碑文共33行，每行约24字，字体为楷体。

宋孔道辅祭先圣文碑为一通祭文碑。所谓祭文碑，即刻有祝祷神灵或者祖先祭文的石碑。祭文是在祭祀时，祭者通过诵读来祭告神灵、请求庇佑的文章，主要内容包括对死者功德、言行的赞颂，对死者的追念与哀思。因为祭文有诵读之需要，所以其文体形式也十分灵活，除四六骈文外，还有文言散文或者韵文等，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就有关于祭文文体的归纳和总结：“其辞有散文，有韵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骈体之不同。”关于祭文的情感基调，南朝梁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介绍说：“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祭文往往蕴含作者浓厚的情感，故能打动人心、流传千古，例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等。

通过阅读碑文可知，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祭孔大典的主祭官为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孔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自幼聪慧端正，成年后考取进士。孔道辅为官刚毅谅直，主政宁州时，有蛇出道观真武殿中，人们皆以为是“神蛇”，不仅普通百姓敬之若神明，甚至就连州郡的官员也大多前往真武庙进行祭拜。孔道辅听闻此事，认为人们应当以礼作为日常生活的规范，而此蛇“惑吾民、乱吾俗”，于是健步登阶，用手中的笏板击杀大蛇。这件事传扬出去后人人敬服，而宁州的社会秩序也因孔道辅的努力而变得清明有序了。后来，元代著名文学家赵孟頫就曾作诗赞孔道辅道：“以笏击蛇有孔公，义与段公击贼同。”认为他此举就如唐代的忠臣段秀实夺笏击贼臣一般忠义果敢。

在景祐二年祭孔大典前，孔道辅在兖州任官，而他出任兖州则是与其谏诤废后的事件有关。根据《宋史·孔道辅传》记载，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欲废郭皇后，孔道辅率领范仲淹、宋郊、刘涣等谏官以“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绌废”为由，希望能“赐对”以尽言谏诤。仁宗令宰相吕夷简将皇后当废的理由告知孔道辅，孔道辅则慨然对之曰：“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孔道辅将臣子事君比作子侍父母与吕夷简进行争辩，谁料吕夷简却表示在汉代和唐代都有过皇帝废后的事例。孔道辅闻之又反驳道：“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他认为作为臣子的应该以尧舜等上古圣君之道来辅佐天子，怎么能引用汉唐皇帝废后这样“失德”之事附和君上呢？吕夷简自知理亏，更无法说服他，只得回禀仁宗。于是仁宗令孔道辅出知泰州，后又改知兖州。但仁宗念在孔道辅谏诤也算是一片赤诚之心，进其为龙图阁直学士。这块祭文碑也记载孔道辅的官阶是“龙图阁学士，朝议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兖州军府事”，正可与《宋史》所载相互印证。

《孔氏祖训箴规》训曰：“先义后利，力为良吏。”孔道辅为官刚毅，忠君体国，这虽然与其“鲠挺”的性格有关，但显然也是受孔氏家风家教影响的结果。正如其在这次祭祖文中所说：“儒者进则事君，退则事亲。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后嗣弗能守，其孰能行之？”孔道辅为官耿直，也颇得仁宗重视。在孔道辅知兖州时，有近臣献诗百篇，仁宗则叹言：“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不久后，仁宗便召孔道辅入京，授以御史中丞。后来孔道辅在出知郓州途中病逝，宋仁宗感思其以忠贞事君、为官清正，特追赠孔道辅为工部侍郎。

“古者建德立功，因生赐姓，宗氏以兹而起，枝派自此而起。”孔道辅是孔氏子孙中为官者的典范，他为政以德、忠君体国、以民为贵的政治理念既是孔道辅从政为官的政治准则，更成为孔氏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