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润

诸臣赞七十二贤碑，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现位于汉魏碑刻陈列馆东屋。碑刻记述了宋代高级官员对孔门七十二位贤良弟子的赞词。碑刻有多处残缺，皆已修复，字迹有部分缺损尚能连读。尽管此碑没有记述重要的历史事件，但通过对诸位宋代官员赞词的识读、分析，可以从中获知宋代官制、文风等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

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被代代加封，孔门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传承者，其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所谓“七十二贤”，指的就是孔门七十二位贤能的弟子。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尽管这一说法后世众说纷纭，但“孔门七十二贤”的说法代代相传，这七十二位“身通六艺”的杰出弟子已经成为孔门弟子的代表。

宋代继承了前代对儒家的尊崇政策，宋真宗在位时期尤盛，宋真宗两度下旨提升孔子的封号，孔子的封号由此从唐代的“文宣王”到“玄圣文宣王”，再到“至圣文宣王”。“至圣”二字的出现，标志着孔子在儒家学说中至高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儒家文化在宋代文化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宋真宗对孔子的尊崇不仅于此，据《宋真宗驻跸亭碑》记载，宋真宗到泰山封禅后，曾专程到曲阜“朝圣”，去孔庙祭拜完孔子牌位后，又祭拜了孔子父母的牌位，还到孔林的孔子墓专程祭拜。由于孔林树木茂密，宋真宗的辇很难通过，主事人员准备砍伐部分林木开辟行辇通道，宋真宗得知后当即下令禁止砍伐，由他亲自乘马前去。君王如此尊孔，朝廷官员为“孔门七十二贤”写作赞词并刻立成碑就不足为奇了。

识读碑文可以发现，撰文者题名字数竟然多于正文，原因是官职名称字数较多，以字数最多的官员王旦为例，他的题名是“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修国史王旦撰”。题名30字，官职占27字。官职名称长的原因在于宋代独特的官制，王旦的官职名称就是典型代表，下文会对其进一步分析。

宋初，统治者对唐代中央的“中书门下体制”进行改革，创立“二府三司”中央行政体制。“二府”分别是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和最高行政机关中书门下，军政分权，直接向皇帝负责，中书门下的负责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也就是王旦担任的官职，掌最高行政权。

但在王旦的官职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而不是权力最大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涉及到宋代独特的使职差遣制度。虽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宰相实权，这一官职是使职，即皇帝临时差遣的职务，“平章事”意为处理奏折公文，为使职，也就是皇帝临时派遣的职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意为受皇帝派遣，去中书门下处理政务。按照传统使职应排在正式官职之后，尽管中书侍郎在宋初由于中书省的边缘化已无实权，刑部尚书的权力也远远小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体现出使职的非正式性的特点。

王旦还兼任“集贤殿大学士”，这是朝廷封的学士头衔。有宋一代，重文轻武之风盛行。朝廷为大兴文教，设置三馆（昭文馆、国史馆、集贤殿）、诸殿阁（观文殿、资政殿、龙图阁、天章阁等），负责藏书、编史、资政等事务，并把这些馆殿阁的学士头衔作为朝廷官员的荣誉加官。在仕官员皆以获得学士头衔为荣，学士头衔名称繁多，以馆阁为标准分为馆学士、殿学士、阁学士。其中馆学士最为高贵，一般由宰相兼任，有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三类。王旦除兼领官职、使职、头衔三职外，还接受朝廷所派“兼修国史”的任务，说明其文才出众，又颇受皇帝信任。由这样一位朝廷重臣率众官员为颜子等七十二贤撰写赞词，足以说明朝廷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也反映了颜子等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通读碑文可以发现，赞词骈文色彩浓厚，所谓骈文，简单来讲就是形式严整对仗、文风浮华的句子。骈文多以四字句、六字句整齐排列，故又称“四六句”，碑刻赞词就是四字句，每段赞词共八句，体例严格，读之朗朗上口。宋代骈文尽管经过唐代以“古文运动”为代表的文风改革运动，不再有六朝骈文言之无物的空洞特点，但仍有强烈的浮华之风。众官员不吝言辞，对颜回极力称赞：“追封列侯，流芳永裔”“追侯于徐，用均天庆”，但其真实的用意恐怕并不在于称赞颜回乐学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品质，而在于对圣上“尊孔之意”的迎合。

尽管碑文实质性的内容不多，但通过延伸性、拓展性解读，仍能从中获取很多有价值的宋代官制、文化信息。这也说明识读碑刻不能囿于碑文内容，要对其涉及到的相关信息点进行进一步拓展、延伸，才能最大程度解读碑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