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航

“后至元五年敕修曲阜宣圣庙碑”立于元惠宗后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二月，位于孔庙十三碑亭。碑高4.6米、宽1.88米、厚0.55米。龟趺高1.15米、长3.7米、宽1.88米。碑文共42行，每行约100字。碑阴正书。碑侧为“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任忠题记”。此碑描述了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元文宗下诏重修曲阜孔庙，到后至元五年元惠宗同意立碑记事的经过。

经廷臣推荐，本碑由欧阳玄撰文、巎巎书丹、张起岩篆额。这三人均为元朝名儒，在《元史》中均有传记。欧阳玄，字原功，与北宋文豪欧阳修同族。他于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举贡士，次年举进士，擅长写文章，曾参与编修《四朝实录》《辽史》《宋史》《金史》和《经世大典》，两次主持科举考试，朝廷公文多出自其手，《元史》夸赞他“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后至元五年时，欧阳玄正患足疾，多次请求致仕；但惠宗不允，并拜其为翰林学士。碑文列举元朝诸位皇帝尊儒重道的实例，内容丰富，语言典雅凝练，尤其是最后的四言诗句，更是显示出欧阳玄深厚的文辞功底和对元代历史的深度了解。巎巎，字子山，康里氏。元惠宗继位后不久，任命巎巎为奎章阁学士、知经筵事，让巎巎每日讲学，甚至还想对他行师礼，被巎巎力辞方止。巎巎是书法家，擅长真、行、草三种书体，其书法作品被认为有晋人笔意，得到世人追捧。张起岩，字梦臣，美髯方颐，性格刚直，博学多才，擅长篆书、隶书，著有《华峰漫蒿》《华峰类蒿》《金陵集》。由此可见，三位名臣的手笔与本次重修孔庙的文化盛业交相辉映，这进一步提高了本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碑回顾了天历二年元文宗下诏重修曲阜孔庙到后至元五年元惠宗同意立碑记事的经过。衍圣公上书奎章阁学士院，称旧庙将坏，并附上孔庙之图。奎章阁学士院沙腊班等人于天历二年十月将此事上奏文宗，文宗看过奏疏和孔庙之图后随即下诏重修孔庙。但由于文宗突然驾崩，未能及时立碑记事。后至元五年三月，御史大臣别里怯不花、脱脱等人上奏元惠宗请求立碑，并以御史台所储中统楮币二万五千缗为资金，得到惠宗同意。其后，碑文点出孔子“继天立极”的历史功绩。碑文建构了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的道统谱系。上古圣人，君师一体；而孔子秉承天命，独以“师道”重构人间秩序：他整理《诗》《书》《礼》《乐》、注解《周易》、修订《春秋》，将上古伦理纲常、等级规范、刑罚正义等抽象天命，转化为具体可循的文明体系。孔子上承天命，确立价值根基；下启万世，制定永恒法则，文中断言：“是故天欲兴一代之治，则吾夫子之道必大光明，于时历干万世如出一辙。”想要造就一代盛世，那么孔子之道必然大放光明，这个规律经历千万代都不会改变。然后碑文作者自然地引出元朝历代皇帝尊儒重道的举措，着重叙述本次修庙的经过，最后用典雅的四言诗词高度概括碑文的大体内容。

碑文中两次提到“中统楮币”，一次是以二万五千缗为立碑经费，一次是以三十万四千四百缗为修庙经费。楮币，亦称“楮券”，简称“楮”，即“纸币”。因宋、金纸币多以楮皮纸制成，故名。后来改用桑皮纸造钞，但楮币的名称仍沿用。《叶适集·财计中》：“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贸易兴盛，民众逐渐用方便的纸币替代沉重的金银货币；而元朝继承了宋金纸币制度，并有所损益。“中统楮币”即“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统一中原后，为整合宋、金、西夏等地的混乱货币体系，同时解决贵金属短缺问题，推行纯纸币制度，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官方纸币，全称“中统元宝交钞”，这是元代第一种全国流通的法定纸币，流通时间一直持续到元末。后期元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纸币，致使至正年间米价上涨数万倍，民间交易重回以物易物，政府失信于民，伪钞泛滥，最终导致纸币体系瓦解。

重审此碑，其学术价值超越了传统金石学范畴。碑文所见“三贤合作”模式，为元代多民族士人交往研究提供新案例；中统钞用于修庙立碑的文化消费记录，弥补了正史的细节缺失。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所言：“蒙元王朝的历史，是草原传统与中原文明碰撞出的独特光谱。”此碑正是这光谱中最璀璨的文明结晶——它以石头的语言，诉说着一个征服王朝如何在文化认同中，完成从“他者”到“自者”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