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润

阙里宅庙落成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十月，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碑高2.6米、宽1.16米、厚0.34米。碑文共20行，每行24字。阙里宅庙，即孔庙。此碑刻记录了元代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自费重修孔庙的事迹，反映了元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的相关信息。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国君都采取了尊崇儒家的举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是如此。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金廷拨巨资大修孔庙，不仅将孔庙修葺一新，还进一步扩大了其规模。但好景不长，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南下中原至曲阜，孔庙遭到严重破坏，据此碑刻记载，“贞祐一燬，久而未复”。

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为巩固政权，延续前朝“尊孔崇儒”的政策，据此碑刻记载：“历代有国之君，崇尚其教，庙而祀之，几遍天下……我元列圣，尊道劝学之心，未尝不切。”蒙古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朝廷下诏令衍圣公孔元措修阙里孔庙，因所拨经费不足，仅复建寝殿，暂寓先圣及十哲像。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曲阜县尹兼主祀事孔治拨县银修复了孔庙的部分建筑，但同样因经费不足导致孔庙核心建筑大成殿没有得到修复。直至元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奏请朝廷，“自输钱币”维修孔子庙。按檀不花领导的孔庙修复工程于大德四年秋八月动工，于大德六年九月完工。这是元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孔庙维修工程，花费巨大，终于将孔庙建筑修复一新。竣工后当地立碑建亭，以纪其事。

元廷多次将修缮孔庙的任务交给孔氏子孙执行，背后有深层的政治考量：以孔治为代表的孔氏子孙参与修缮孔庙不仅体现了孔氏家族对祖庙的维护责任，更反映了元廷意图利用孔氏家族的影响力来加强儒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以此来表明元廷对儒学的尊重，提升汉人对元朝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增强元朝的政权合法性。但在按檀不花大修孔庙之前，历次孔庙修复工程的效果均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元王朝建立之初，面临恢复和稳定新征服地区经济的巨大压力，据元初的户部员外郎胡祇遹给元廷所上奏疏记载：“民以饥馑奔窜，地著务农，日减月削……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这反映了元朝初年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抛荒问题，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尚且如此，元代初期朝廷的经济压力之大可见一斑，这无疑限制了元廷对孔庙等文化设施的经济投入。

于是，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祇承朝廷德意”，自费重修孔庙。“达鲁花赤”一词由蒙古语音译而来，指“地方长官”。元代在全国各地设立行省，在行省之下设立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单位，这四级地方行政机构中都设置有达鲁花赤一职，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审理案件、征收赋税、管理地方官员等。据《巨野县志》等史料记载，按檀不花任济宁路达鲁花赤期间，兴修景教寺宇，重修阙里孔庙，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总的来说，碑刻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能有效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阙里宅庙落成碑的碑文涉及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儒家文化等诸多内容，从多个维度展现了元初的政府行政情况、文化政策、社会面貌，是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