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航

宋敕修文宣王庙牒碑，也称“宋王钦若奏状敕旨碑”“景德三年敕修文宣王庙碑”。碑高170厘米、宽75厘米、厚10厘米，额篆“敕修文宣王庙”六字。碑身下部有断裂纹；碑阳正文15行，满行33字，裴瑀楷书，记载了北宋初年朝廷下牒敕命令修葺曲阜文庙之事；碑阴刻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代祀阙里记》。这通碑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后刻立，原立于孔庙毓粹门，在1998年被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此碑是宋代公文碑，首行题“中书门下牒京东转运司”，这篇牒文援引了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王钦若请修文宣王庙的奏状，称各地文宣王庙有很多倒塌的情况，即使有修葺的文庙，也被当地官员用作磨勘司推勘院，由此，王钦若认为“庙貌之不严，即典章而何贵”，特乞朝廷“降敕命指挥，令诸道州府军监文宣王庙摧毁处，量破仓库头子钱修葺。仍令晓示，今后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员等在庙内居住”，意即请求朝廷下令，命各地方官员用“头子钱”对倒塌的文宣王庙进行修葺，禁止地方官员将文庙用作磨勘司推勘院、禁止将文庙用作使臣官员的住所。为此，朝廷特下敕牒：“宜令逐路转运司遍指挥辖下州府军监，依王钦若所奏施行。”朝廷下令地方官员要按照王钦若的建议执行。牒文后有值日宰执冯拯与王旦的签署，当时冯拯担任刑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旦担任尚书左丞、参知政事。

牒文中奏状的作者王钦若是何许人也？王钦若（公元962年至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县（今江西新余）人，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进士及第，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寺丞、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刑部侍郎等职，在宋真宗和宋仁宗在位时任宰相，于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病逝，谥号“文穆”，葬于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

碑文中有王钦若所带官衔的记载，是今人研究北宋职官制度的重要窗口。本碑记载的王钦若头衔是“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资政殿大学士”为宰执官离任或外任时所带职名，为差遣所带衔，有出入侍从、备顾问之名义。“尚书兵部侍郎”，正四品下，无职事。“银台司”接收、汇总全国的奏状、案牍等公文，抄写条目，并将公文发付“通进司”。“通进司”衙门将公文上送皇帝，并将朝廷的公文下发给有关部门，督促各部门及时处理政务。“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一职，负责审查通进、银台二司汇总的所有内外章奏、案牒，并有权驳回不合规范的制敕。种种官职，都显示出当时王钦若位高权重，深受宋真宗宠信。

王钦若在奏状中提及用“头子钱”修葺各地文宣王庙，“头子钱”是唐宋时期官府按一定比例在法定租赋外加收的税钱，“乃抽于民以充公用也”，为一种附加税。当代学者彭占清在《省陌制度名词通考》一文中归纳了“头子钱”的两种含义：其一，“官库收入时它是附加额”；其二，“官库支出时它是回扣率”。前者是对一部分财政收入的法定正额的附加税，属于财政增收行为；后者是对财政经费支出的减付，属于财政节支行为。久而久之，“头子钱”有了固定税率，成为地方官府的一项固定经费，用于地方事业。

澶渊之盟后，宋朝国势逐渐平稳，宋真宗急欲借各种祭祀活动来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王钦若深得真宗宠信，这篇奏状也是他揣摩帝意之结果。在之后的公元1008年春正月，宋真宗自导自演了一出“天书降现”的闹剧，并且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当年四月，真宗下诏封禅泰山，命令王钦若等人办理泰山封禅事宜。十月，真宗到泰山封禅。十一月，宋真宗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加谥孔子曰“玄圣文宣王”，以太牢之礼致祭，并且封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圣佑为奉礼郎。真宗亲自来到阙里祖庭，再拜表敬，将宋代祭孔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曲阜孔庙可以说是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园。历代王朝对于孔子的褒封和祭祀，起到了引导士子、弘扬教化等方面的作用。而宋真宗到泰山封禅、亲诣曲阜祭孔，有聚拢人心、巩固统治之意，又在客观上掀起一股士人向学的热潮，推动宋代文治走向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