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勇（邹城）

邹城的孟庙、孟府是千年古建，这里碑碣如林，彰显着碑主的尊贵和荣显。然而，在孟府仪门的西侧回廊内，却有一块显得极为寒伧和粗陋的碑。这块碑本和孟庙、孟府无关，属于一块民间的野碑，原立于大沙河北岸，孟庙东侧的郊原里，几十年前由文物管理部门发现并移至孟府内予以保护。

这块碑高仅1.2米，宽不过0.8米。立碑年代为1930年，距今未过百年。这块碑是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佣工为亡友而立的。全碑137字，文极简略，但却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从中既能看到亡者的悲惨一生，也能看到百年前小人物感人至深的生死之情。碑中所记的人物为杨二。碑文是这样写的——

杨二，不知何许人也。民七年佣于余庆堂董氏之家。性和蔼，勤于所事，夥（伙）友皆爱之。问其家事，只一妻一子。妻以荒年再醮云，子亦落拓不务正，随奉鲁军当兵，至今无音问。二于十七年夏遘疫死。死无葬地，求东人隙地瘗焉。同人恐其岁久而就湮也，故立石以志之。庶其子于他日归来依稀认其墓云。夥友王兴志、韩太和等敬立。民国十九年五月十日立石。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杨二的名字起得很随意，可能是从兄弟排行中得来的。奇怪的是杨二从何而来也不清楚。杨二应该是外乡人，也许心存人生隐痛吧，杨二对自己的家乡讳莫如深，以致伙友也不知道了。民国七年（1918年），杨二流落到邹县。这时的杨二大概有40来岁，虽然不再年轻，但仍有一些力气。他到城里的董家当了佣工。董家是邹城的官绅之家，十分富有，城里房屋鳞次栉比，民间有“董半城”之说。“余庆堂”为其姓氏堂号。杨二性情温和，待人友善，而且做事勤勉，耕田种地，帮工打杂，从不偷奸耍滑。如此不仅赢得了东家的好感，也赢得了其他佣工的尊重和喜爱，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事的时间长了，伙友们也了解到杨二的一些家庭情况：杨二有妻也有儿子。由于连遇荒年，家中一贫如洗，三餐难继，妻子为了活命，只能改嫁了他人。这对于杨二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儿子长大成人，但不争气、不成器，没有好的出路，只能投了奉鲁军，跟着军阀当兵东征西讨去了。走后连个消息都没有。妻离子散，家乡无靠，杨二这才一路逃荒到了邹县。

在董家，杨二一干就是10年。这是杨二生活平稳的10年。他在东家虽然劳碌，但能填饱肚子，免于沦为饿殍。他的伙友们对他情同手足，没有欺凌和排斥，有的只是关心和帮助，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星月轮转，草青草黄中，他也逐渐变老了，但不幸却再次降临到他的身上。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杨二感染疫病，很快就不治身亡。杨二死时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财产，甚至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但那些和他曾经同风共雨的伙友没有放弃他，他们就如亲人般尽心尽力地为杨二料理后事。没有墓地，伙友求到东家，得到城南大沙河北岸的一块“隙地”，埋葬了杨二。但伙友们还有未了的遗憾，因为叶落归根才是杨二真正的归宿——杨二生前命运多舛，死后不能再做异乡的孤魂野鬼了。他们寄望于杨二的儿子将来能将他的灵柩迁走。无限期盼中，两年不觉过去了，杨二的坟头长出了茂密的蒿草，他的儿子却没有出现。大家知道沙场无情，杨二的儿子吉凶难料，但他们希望他的儿子还活着，这样杨二才能够魂归故里。伙友们还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风雨的侵蚀，杨二的坟墓会湮没，最终会找不到一点痕迹。另外，兵荒马乱，他们随时会散伙，将来不知会身向何处，到那时即使杨二的儿子来了，也找不到知情人，找不到墓地了。思来想去，伙友们决定在杨二墓前立个碑，说明来龙去脉，做个导引。于是，由王兴志、韩太和等伙友凑钱，请人为杨二题碑刊石。在当时，死后能立碑的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杨二是佣工，是远远不够立碑标准的。他的碑准确地说不是墓碑，而是记事碑、备忘碑、标记碑。题碑者为这个死去的小人物题写碑文显然不太用心，以致规格尺寸都没算好，写到最后碑文容纳不下，一行便成了二行，敷衍了事。但伙友们没有计较，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个纠结了两年的心事。

遗憾的是，杨二的墓最终还是没有被迁走。他的儿子可能早就命丧锋镝了。百年转瞬，算来杨二的伙友也早已作古。只有碑还在。

“仁义”是孟子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府庙里的丰碑就是对孟子的褒扬。而民间的小人物虽然身在最低处，但却行在了最高处，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圣贤的书，但他们却用行动对千古仁义作了最具体、最生动、最直接的诠释。如今再读“杨二碑”，留给人的仍是无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