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本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礼法合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理念，它既强调德治为先的道德关怀，也注重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对当前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启示。

从“明德慎罚”中借鉴德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出现一般性社会矛盾纠纷时，中国古人往往首先想到“和为贵”，强调以德服人、慎用刑罚。《尚书》中明确提出“明德慎罚”。何为“明德”？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些观点都强调了“德”的重要性，主张以“德”来化解矛盾、治理国家，尽量少用或不用刑罚。何为“慎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德治为先，但并不否定使用刑罚，而是强调积极实施道德教化，把矛盾纠纷调解挺在前面，不轻易使用刑罚；而当个人行为突破道德底线，违反法律规定时，刑罚则必不可少。领导干部要认真汲取传统文化中“明德慎罚”“以德服人”等德治理念，从道德层面教化群众、从思想层面化解矛盾，为社会和谐有序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从“以法而治”中借鉴法治理念。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而法律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规矩。在中国古代治理实践中，“以法而治”思想受到统治阶层和各家各派重视。比如，孟子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荀子认为“法者，治之端也”。韩非子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国”，强调“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社会治理中，调解是化解矛盾的首要选择，但当矛盾纠纷不能通过道德教化调解时，法治就成为必然选择。领导干部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以法而治”“规矩之道”等思想精华，划清底线、严肃法纪，对突破法律底线、扰乱社会秩序者严管严治。

从“礼法并用”中借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理念。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在中国古代治理实践中，“礼法并用”逐渐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理念。它强调德治和法制不可分离、不可偏废，通过发挥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各自长处，达到治标和治本同频共振。比如，孟子认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荀子主张“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董仲舒等为汉儒则提出“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主张。在社会治理中，领导干部既要用道德教化民众，又要用法律来明确底线、判定刑责，两者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善治目的。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我们既有久远的法制传统，又有厚重的道德传承。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深入挖掘传承传统文化中礼法合治的思想智慧，吸收其精华、去除其糟粕。既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又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让法治与德治的光热共同照亮社会治理的每个角落。

（作者单位：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