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1年，即鲁定公九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长官。这就是说，今天的汶上，是孔子的初仕地，也是儒家治国思想的实践地。

当时，鲁国刚刚平定阳虎叛乱，政局还不太稳定。中都邑位于鲁国西部水陆交通要塞，且系鲁国九位国君陵墓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鲁国君臣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寄托着信任和期望，也是对他政治才干的考验。

孔子做中都宰，制定了养生与送终的礼制。

养生的规定有三条：第一，“长幼异食”，给老年人和小孩多吃些好的食物；第二，“强弱异任”，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分配不同的任务；第三，“男女别途”，男女各走不同的路，要维护和推行周礼，规范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气。

送终的规定也有三条：第一，“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把内棺、外椁的厚度分别限定在四寸、五寸以下；第二，“因丘陵为坟”，节约土地，把坟墓葬在不能耕种的山丘上；第三，“不封不树”，不要筑大坟头，也不要在坟头或墓旁植树。

孔子制定的养生制度，注重差异性，体现“仁者爱人”的情怀；而送终的制度讲究统一性，体现“戒奢尚俭”。孔子以礼治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行之一年，四方皆则之。”

那么，孔子宰中都是如何能做到这些的呢？

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就是为了以仁爱之心拯救天下，恢复天下秩序，但却命途坎坷，“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这是孔子人生深刻而持久的矛盾。

一直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孔子还未遇到真正出仕的机会。宰中都，为孔子提供了实现梦想的人生平台，孔子面对机遇，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付诸实践。

从孔子的施政纲领和实践来看，是把中都作为治理天下的一个实验基地来珍视的，结果是创造了治理天下的一个样板工程。正如《汶上县志》所说：“为官于邑小试耳，乃尼父欲以宰天下！”

孔子说：“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中都，本来是一个自然条件不错的地方，但是，当孔子看到的却是百姓饥寒交迫，一片萧条。他按照“每事问”的习惯，没有到邑署报到，而与弟子们深入访问百姓，发现百姓对前任中都宰不作为、水利不兴、天地荒芜、欺行霸市、社会风气败坏等问题的怨恨。孔子上任后，根据百姓的意愿治理中都，很快改变了局面。

孔子去卫国，弟子冉有驾车。孔子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民、富民、教民”，是孔子的执政纲领，他主张要为民做事。“庶”就是增加人口，在当时，人口就是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经济；教，就是教化百姓，提高文明素养。孔子妥善安置流民从事生产，从而增加了劳动力；带领中都百姓，兴修水利，凿井挖渠，庄稼获得了丰收；因地制宜，“别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奖励农耕，凡是无主荒地，谁开垦谁所有；让百姓搞多种养殖，养鱼、养虾、种藕、种菱；鼓励发展工商业，半年多的时间，中都大街上车水马龙，店铺作坊一家挨着一家，既有本地特产，也有齐国海产鱼虾，吴越鲜笋，宋国大枣，晋国枸杞，一切农耕、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酒肆、客栈、制陶作坊随处看见。

孔子提出“器不雕伪”，重视产品质量，反对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中都百姓基本解决了生计问题，又办讲堂，行教化，让老百姓懂礼仪、知廉耻。一年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宰中都，不但是勤政的典范，还是廉政的榜样，受到中都百姓的爱戴。孔子离任时，百姓倾城相送，东门外十里人巷，恋恋不舍，含泪道别。

孔子大为感动，脱下一只靴子，以示立足中都。据说，汶上曾有楼阁专门供奉孔子留下的“夫子屐”。中国清官文化中，离任留靴这个传统，就由孔子宰中都开始传承下来。

孔子宰中都任期不长，但影响深远，成为历代莅汶做官者的榜样。第一部《汶上县志》创修者、明代县令栗可仕说，我读了圣贤的书，现在能到孔子治下的地方来做官而暗自高兴。我从心里发誓，如果我不向孔子学习，只是苟且拿了俸禄而只顾一己之私，以致上负朝廷之重托，下背父母老师之教诲的话，我就不是个读过圣贤书的人。

正是以孔子为榜样，“汶上自古多贤令”，诸如唐代邢审容、宋代周师中，明清时期的史诚祖、孟洋、赵可怀，张惟诚、雷一龙等人，政绩突出，有的成为全国之首，百姓为之立生祠，永久祭祀。■刘建新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