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本质是什么？孔子的回答是义，“君子义以为质”。为什么不是仁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仁者爱人，义以正我”，认为两者有细微区别：爱人，就是爱别人；正我，就是纠正自己乖谬的行为。

爱人要以正我为手段，正我才能更好的爱人。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自己的父母、孩子不是问题，关键在“以及”上，能否把爱推广出去才是问题。“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亲人也爱他人以及万物，这需要克服小我、提升境界才能做到，这便需要义。

义，繁体字写作“義”，《说文》曰：“己之威仪也，从羊从我”。“義”字从“我”，表明义出于我，由我决定。段玉裁又补充说：“从羊者，与美善同义。”就此而言，义的行为就是美善的行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存在，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和不足。儒家正视这一点，因而把真功夫用在修己、克己、省己、正己，要克服狭隘的我、自私的我、丑陋的我，从而成就旷达的我、善良的我、美好的我。义，最看重人的见识、胸怀和气度。

孔子的学生喜欢问仁，没有一个问义的，并不是义不重要。仁，是内在的情感，看不见摸不着，而义则是仁的外化，客观真实的存在。难怪有人说，在孔子那里，仁与义不是并立的两德，而只是一事。仁，是我们对社会的基本态度，义则是我们最重要的行为方式。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一个自然人，混沌懵懂的人，很可能是粗鄙的、狂妄的、胡言乱语的。要克服这些毛病，成为君子，首要的是“义以为质”，把义当做主干，把礼、逊、信当做枝叶。

日常生活中，不论婚丧嫁娶、晨昏定省、接人待物都需要礼；说话得体、辞让谦和都用到逊；言行一致、一诺千金都用到信。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义的统领，三者便是散落的珍珠，把仁义、礼义、信义结合起来，才成为夺目的瑰宝。

从“正我”的角度来说，不要粗野，不要狂妄，不要虚伪，文明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大约就是孔子说的“义以为质”了。

《论语》再三叮嘱我们，要警惕物质利益带给人的巨大诱惑。孔子常把义利对举，“见得思义”“见利思义”，细究一下，关键点是利己还是利人。只利自己，然后为欲；能利他人，然后为义。朱熹把前者称为“人欲”，后者称为“天理”。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君子晓得利吗？那是一定的。利己是人生的基调，利人是人生的格局。小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君子不仅知利，更是知义，并能把义置于利之上。

在利益面前，“义然后取”，君子从容淡定，不争不抢，深思熟虑，决不会像小人那样急切贪婪，不择手段，而是关注他人存在、尊重他人利益，甚至能见利而让，舍利取义，因而映射出人格的伟大、灵魂的高尚。

我们用现在的商业理念替孔子设想一下，他完全可以把办学做成生意。首创私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知识拥有专利；再办个辅导班，收点培训费，私下里开个小灶，把有钱人家的孩子照顾好一点……他完全可以富甲一方，笑傲王侯。若此，历史上便多了个俗不可耐的富人，少了个万世师表的伟岸形象。

一个人太重物质享受，精神上就会萎缩。“利”代表了对财富的偏执，“义”代表了对财富的超脱。人之为人，总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总要有被人称颂的东西。“君子义以为上”，这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

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守义、行义并非易事。有时要同自身欲望抗争，同世俗力量抗争，同黑暗邪恶势力抗争，逆向而行，虽九死其犹未悔，只为成就一个丰盈的灵魂，一个善良美好的自己。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而不陈述为“见义勇为”。因为孔子直接看到人性的弱点，是非曲直都明白，但真去做，总是畏手畏脚、瞻前顾后，岂不怯懦之至？真可谓“无勇也”，大声疾呼而又醍醐灌顶。

被驱逐、围攻、嘲笑、讥讽，简直成了当时的一个笑柄；抛妇别雏十四载，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流离失所，甚至危及生命……这就是孔子55岁后的境遇。如果他放下身段，和统治者合作，一切都会改变。但孔子就是孔子，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恢复周礼。尽管他是一介布衣，但他仍然为此不懈奋斗。

道义的维护，不像说说那样轻松，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既是警示别人，更像自我激励：没有足够的勇气，就谈不上道义的坚守。

孔子还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大是大非面前，孔子矢志不改，宁折不弯，敢作敢当。不仅有温文尔雅的一面，更有大义凛然的一面。他更像一个英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

面对大好河山、哗哗人流，总会涌起热爱的感觉，总会有愿意做点什么的渴望。“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的心声，让这个社会更好，、更有活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也许我们并不一定做出多大成就，但这种态度、情怀是必须有的。社会，不会无缘无故厚待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自己能向社会证明，他值得社会厚待。

■心飞扬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