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研究院东大门内北侧，论语钟亭东侧处立有孔子研究院院训石刻——“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字院训由著名书画家范曾先生书写，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作题记。

夫子有教曰：君子博学于文，士者行己有耻。在孔子看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乃是为学治学、为人处世之道，二者不可或缺。君子、士人要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为学做人的行为准则。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孔子主张君子要多方涉猎，博学于文，广泛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做到知识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然而，仅仅博学、知识丰厚，却忽视礼序，行为有失礼节，无益于社会及大道的施行。礼是大经大法，上到国家社稷，下到民间秩序、人际交往等都离不开礼。孔子在此指出礼对施行大道的重要性，强调君子既要博学于文，又要约之以礼，以礼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士人在个人行事上要有做人的原则标准，保有羞耻之心。他认为自己行为保持羞耻之心，出使他国，外出做事，不辜负君主所托，很好的完成君主的使命，这才可以叫做“士”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先生把孔子在回答弟子问题时，提出的主张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句“博学于文”“行已有耻”提炼出来，将圣人之道归结于此。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明末清初士人空谈、轻奢之风严重，顾炎武抱有匡扶救世之志，强调经世致用，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将“博学于文”与“家国天下”之事联系起来，认为“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与友人论学书》）“文”不仅仅限于个人修身的知识，还包括家国大事的知识；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实地考察得来的社会实践经验。他关心“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注重“经世致用之实学”。

“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畴。鉴于明末清初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的现象，顾炎武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耻之于人大矣！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与友人论学书》）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标举为学、做人之道，这既是他的为学宗旨和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院训，由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提议倡导，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得到孔子研究院同仁的响应与赞同。孔子研究院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院训，乃是为发扬孔子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这是全院成员的灵魂，是为学为人的动力指引。

■ 附：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石刻题记

立德立言，虽久不废，世之所谓不朽者也。夫子有教曰：君子博学于文，士者行己有耻。明季顾炎武撷夫子此言，以标举论学、做人二宗旨，以为圣人之道端在于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其日从事于圣人，则去之弥远也。

昔辛巳仲秋孔子研究院揭牌之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先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寄语我辈，语重心长，言犹在耳。吾侪幸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代，从事孔子儒学文化研究之事业，夫子之教，亭林论说，先生勉示，敢不识之！是以本院授为院训，希冀诸同仁戮力共勉，以怀德抱义，继往开新，光大斯文。谨勒石以铭，是为志。

（宋振中：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