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百姓人家大都点菜油灯照明。这灯盏像个铁勺子头，又像是黑陶的碗，难怪人们称它“灯头”或“灯碗”。有的人家干脆就拿一个黑碗当灯点，把炒菜吃的油添加到灯碗里，拿棉花搓根细长的灯捻子浸在油里，一头搭在灯沿上，用火点亮。

冬天夜长，又冷，天一黑，厨屋里点上灯。为了给灯加高，用泥巴捏个灯台，放到锅台上，把灯碗放上去，一家人聚在小油灯下。上了学的孩子趴在锅台上看书写字，大人们坐在炕沿上，灶火窝里闲拉呱，女人家搬个小板凳凑近灯亮纳鞋底，做针线活。可一些家境更难的人家，舍不得点灯耗油，只好摸黑坐着。

这种油灯，灯捻粗细、焰头大小不好掌控，有时串荒，冒黑烟，也费油。后来有卖灯芯的，也叫“灯草”，不清楚啥材料做的，一把子灯草轻得掂在手里也没分量。有人常讥笑那种四体不勤、拈轻怕重的人：“要图轻省，去卖灯草呀！”再后来，爷爷从城里给我父亲教书的私塾买来好几盏“省油灯”。这灯是同黑碗蒜臼子一个窑里烧制出来的陶器，圆圆的，油黑色，样子像舀油的油葫芦，从底部竖起一个小管到沿口，灯芯从管里传出来，焰头可大可小，灯光更亮，上“灯学”的徒弟们捧着爱不释手。

新中国成立后，本村大庙里成立了小学。我上学的时候，点灯用上了煤油，大人们都叫“洋油”，大同学帮我自制了一盏洋油灯。找一块薄点的洋铁片，卷成筷子粗细的圆筒，从一个制钱中间的方孔穿进去，把毛头纸搓的灯捻子穿进筒里，放进添了煤油的废旧墨水瓶，一盏煤油灯就做好了。它的光比省油灯明亮得多。只是灯苗一大就冒黑烟，洋油味也呛人，两节晚自习下来，同学们个个鼻眼黢黑。

一天晚上，我对爷爷说：“老师们办公用的罩子灯怪好，又亮，又干净。”爷爷笑笑说：“那好啊，咱去买盏吧。”于是就带我去了新开张的供销社门市部。门市部不远，就在二爷爷家临街的那三间南屋里。卖货的柴旺大叔端着灯，从货架子最底层摸出罩子灯，找块破布擦干净，装上捻子添满油，拿火柴点着试试。他一边细心捣鼓，一边对爷爷说：“咱供销社开张以来，只有乡公所和老师们买去几盏罩子灯，您老人家是户家买灯的头一名。我可得给您收拾好。”爷爷笑着说：“俺会给您带来财运的。”柴叔高兴地接话：“那就托您老人家的吉言喽。”那晚上，我就端着那盏灯，照亮了我同爷爷回家的路。果然，在我们的带动下，不少同学也都换了罩子灯，柴大叔的灯一时卖缺了。

到我的子女能上学的时候，家家户户通了电。堂屋大桌子上方提溜着一个电灯泡，一拉开关，满屋里亮堂堂，真是方便。爷爷的老油灯、父亲的省油灯、我的煤油灯，三代人用过的灯盏都闲起来没事干了。爷爷把它们摆放在屋门上方的墙龛里，正对着对面的电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带妻子孩子们搬进了单位宿舍。室内装了日光灯，通明雪亮。告别老屋的时候，我还特地拧下电灯泡放进墙龛里，让它加入灯盏家族的行列。

再后来……再后来我们住进了城里社区居民楼。大街小巷，车灯路灯，高楼大厦，五光十色，名副其实的不夜城。只有老屋墙龛里四代人用过的灯们，静静地蹲在那里，面对着大桌子上爷爷的遗像，它们共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我再次走进老屋的时候，百感交集：爷爷要是在世，我带他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看祖国心脏的灯光，到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看看外滩、浦东、黄浦江的夜景，该多好啊！

记得解放军打开兖州城，我刚进小学的第一天，老师教我们唱的一支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七十年，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意气风发强起来，这全靠党的指引，党是光耀中华、普照千家万户的明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