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改革开放40年，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中华传统文化也逐渐从传统农业文明中脱离出来，开始与现代文明磨合、接轨，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的嬗变历程

简单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传统文化经历了批判、重构、复苏、复兴四个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也触发了文化的深刻变革，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始在文化领域涌动。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旧思想和旧观念的代表，自然成为了人们批判和挑战的对象。80年代末，随着人们对中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开始进入到反思和重构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缺乏理性的批判传统文化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不是要改掉传统文化，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和对待它，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90年代，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理性审视的增强，儒学等优秀传统文化开始为大众所重新接纳，并逐渐成为显学，尤其是在教育界和企业界兴起的“国学热”，盛极一时。同时，社会道德滑坡和文明失范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传统文化德性精神的回归，至此，传统文化开始复苏。21世纪初，随着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尤其是习总书记在曲阜发表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重要讲话之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迎来了全面复兴。

优秀传统文化使改革开放更加自信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让我们面对自然更加自信。《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对峙的，而是差异的、有序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人类要敬天顺天，而不要违天逆天。唯此，世间万物才能各安其位、和谐共处。应该说，传统文化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既为全人类的自然环境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也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何缓解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自信来源。“性善德先”的人性观让我们面对道义更加自信。面对人性和道德，不同于西方的“性恶论”和“理性优先”选择，中国人主张“性善论”和“德性优先”，即认为人性本善，人们处理事情首先要从是否符合道义的角度去考量，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首先从是否符合知识理性的角度去考量。实践证明，选择了“性恶理先”的西方文化，往往会引发其对道德正当性的遗忘，进而导致应有职责的缺位。相反，选择了“性善德先”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在国际关系中担当更多的道义职责，受到各国的尊重和认可，也会让我们在对外开放中更加自信。“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让我们面对冲突更加自信。面对国际冲突，中西方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西方主张用冲突解决对抗，而中国向来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解。所以，面对西方形成的“三争”理论，即竞争、斗争、战争，我们相应的提出了“三和”理论，即和谐、和睦、和平。并具体延伸出“亲、诚、惠、容”的当代外交策略。我们要告诉世界，崛起不一定就只有战争一种方式，还有和平崛起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相信，和谐发展、和平崛起才是更加自信的国际之路。

改革开放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要像历史上几次反传统思潮一样去一味地丑化它，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去一味地神话它，认为传统文化可以包治百病，能解决改革开放中的一切问题，而是要客观科学地、一分为二地去认识它。要看到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好的，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食古不化，而是要经世致用；不是要简单的“整理国故”“发思古之幽情”，为传承而传承，而是要通过传承去赋予其时代精神，焕发新的风采，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概言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复兴。因此，面对传统文化及其传承，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力增强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历次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在破坏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使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降到了最低。因此，要想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尽快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融入教材，并覆盖国民教育的各个学段，更要尽快让传统文化进机关，让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传统文化。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干部是就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头羊和风向标，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传统文化，必定能引发社会大众学习的良好风气。概言之，增强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少年儿童要从小学，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