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核心只有一个字——“仁”。《说文》有云：“仁，亲也，从人从二”。二人为仁。实际上，世上一切关系都可简化为二人：自己与他人。二人之间才讲仁，仁存在于己和人的关系中。可以说“仁”是孔子的发明，是他思想的总纲，也是一种完善的人本哲学。
“仁，亲也”，这是《说文》下的定义。《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亲亲仁也”。不难发现，古人把这种亲人之间的爱称作仁。它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血缘愈近而爱愈亲。这是仁的源头，爱亲痕迹非常鲜明。
我们应该感谢樊迟，他曾三次向孔子请教仁。前两次孔子回答的是如何行仁，第三次给出的答案则揭示出仁的本质：“仁者爱人”。从爱亲到爱人，从狭隘的家族圈子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孔子把仁的外延扩大了，揭示出和他人相处的一般原则就是爱。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论语》中的仁，不是光指某一特定德性，而是一切德性的总和。这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和孔子相比，孟子喜欢从源头上讲仁。但当孟子说了“亲亲仁也”，他要继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继续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继续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样才把仁从家庭的小圈子解放出来，扩而充之，具有了社会性、普遍性。而孔子“泛爱众”“仁者爱人”一步到位，省去许多麻烦，着力点非常突出，这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孔子没有从血缘关系讲仁，并不是不重视血缘关系。他把血缘关系纳入仁的纲目下，变成二级概念，最初的仁变成了“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起点和根本，但不是仁的全部。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让他爱别人、爱社会都是不可能的。不孝者不可交，道理朴素而实在。只有在孝悌的基础上产生仁、走向仁，这是孔子借鉴吸收、自成体系的关键之处。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的这句话表明从孝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在孔子看来，由孝而悌，而朋友之信，而人类之爱，如此才算是仁德。这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爱众”，爱的对象已发生变化。俗话说，爱亲人是本性，爱他人是理性。这是爱的升华，质的飞跃，孔子的仁爱思想已经像阳光雨露一样，惠及大众。
正是基于对下层民众的关爱，孔子诅咒殉葬制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认为统治者私欲膨胀，势必由俑殉发展为人殉，而古代人殉多用奴隶，所以诅咒带头搞俑殉的人断子绝孙，表示对殉葬制度的强烈不满，对奴隶命运的深切同情。看来，孔子以爱人为旗帜的仁，已经泽及到当时最“卑贱”的人。
孔子53岁在鲁国做大司寇时，家中马厩失火，损失惨重。《论语》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可能伤的是什么人？马夫，即奴隶。当时五个奴隶始抵“匹马束丝”，换言之，一个奴隶不如一条马腿值钱。对那些地位低下又难辞其咎的马夫，孔子没有呵斥责罚，只担心他们受没受伤，并没有过问马匹的损失。看来，孔子不是光嘴上说说“爱人”“爱众”，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间无不折射人性的光辉。
孔子讲泛爱、西方讲博爱，同样是爱，也有区别。泛爱理论牢牢焊接在“亲亲”的基础之上，基于血亲之爱由内向外辐射。因而儒家强调爱有差等，即有亲有疏的爱，毕竟血浓于水。五伦之中，要竭力尽忠。对其他人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损人、不害人便是仁爱的底线，当然舍己为人、乐于助人、扶危济困更是人间大爱。
“夫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儒家还强调泛爱是一种有始有终的爱，孝亲是起点，干好工作是过程，一个道德生命的确立，成为有益他人、有益社会的人才是孝的终极目标。一旦怀揣爱的情愫，走出家门，步入社会，便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爆发出更大的热情和能量，造福他人、造福社会，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博爱的源头是上帝之爱，人人都是上帝之子，因而又是无差别的爱。不分远近、亲疏地去爱一切人，理论上理想色彩过于浓厚，生活中无法操作，不易办到。而泛爱是人间之爱，是“跳一跳就能摘到桃子”的理论，其来有自，很接地气，符合人之常情，现实而适用。
仁者，怎样去爱人？关键在推己及人。
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能把远处的和近处的做比拟，就是实行仁的方法。谁离自己最近？当然是自己。因而孔子的真实意思是，能把他人看作自己一样，就是仁。通俗地讲，能推己及人就是行仁的方法。
怎样推己及人，孔子有两句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子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因此前者称之为忠，后者称之为恕。孔子的仁道也被称为忠恕之道。
“尽己为忠”，就是尽己之本分，尽做人之本分。人们常说，尽了本分就安心了，这就是忠。古人还拆字为解，“中心为忠”，为人谋事，一定全心全意、真心真意，三心二意就不是忠。的确，世间好多事情马虎不得。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为人头头，为人喽喽，都要竭尽全力，不敢懈怠，否则，良心不安。
“推己为恕”，古人拆字为解，“如心为恕”，别人怎样想如同自己怎样想。恕的本义不是宽恕、饶恕，而是将心比心。俗话说，八两换半斤，人心换人心。我不能拿我不乐意的事强加于人，反过来也一样。儒家特别高尚的一点就在于此，一事当前，能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特别理解人，特别尊重人，自己不想受到欺骗、侮辱、歧视、怠慢，那就不能把这些强加给人。儒家的恕道至今被奉为“金规则”，具有普世价值。
其实，孔子“仁学”的关注点一直在民众身上，从未离开。《论语》中有时“人”“仁”通用，由“仁”而“人”的递减趋势，意思是先不要说“爱人”这么高尚的，爱不爱人都不要紧，最起码是拿人当人，拿民众当人。
圣人最能体恤民众的疾苦：“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民众对来自上层关爱的渴望，比渴则思水、冷则思火还要强烈。孔子从不提倡严刑峻法，而是教化民众“富之，教之”。他设身处地的为民众着想，“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他反对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也”，他还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等不仁道的治理手段。总之，孔子治理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就是“仁政”，尽管不是他提出的这一概念。
孔子培养学生是为了成为君子，成为有仁德的官员。“克己复礼为仁”，官员掌握大量资源，不克服私欲就会变得贪婪，因而要克制自己。“使民如承大祭”，役使民众，一定周全周到。官员应具有五种仁德“恭、宽、信、惠、敏”，恭敬、宽容、诚信、惠民、勤政。甚至，他非常注重官员的形象，“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讨厌大嘴，讨厌巧说会拉、一毛不拔的人，倡导少说多做，说到做到。有人讥讽孔子是官迷，《论语》是为官之学。实话实说，那个时代让贤人、君子做官，勤政爱民，应该是民众之福，求之不得，而不是相反。
仁学，即爱的哲学，跨越千年，历久弥新。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感觉到它的温度与厚重。时至今日，仍如黄钟大吕，使人清醒。在“仁”这面旗帜下，我们依然坚信：仁道可用，传统可取，人心可聚，世道可兴，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