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江林昌，以《中国古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为题作了主题演讲。江林昌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这种不同，在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古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独特性

中国古文明，无论在起源路径上，还是在发展过程中，都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可以在东西方古文明的比较中获得深刻认识。

在文明起源路径上，东西方有两点不同。

其一，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西方古文明往往一源先起，然后影响其他地区。例如，两河流域古文明最早发生在其下游，称苏美尔文明。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文明已有城市、青铜器和楔形文字，以及神庙建筑等宗教礼仪中心。苏美尔文明繁荣发展至公元前2371年开始衰落。其后，两河流域古文明便由南向北沿河而上发展，依次为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而中国古文明已由考古材料证明，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黄河下游、中游、上游，长江下游、中游，辽河上游等六个地区同时并起。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进程研究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演变研究，都充分表明，这六个区域文明先是独立并起，各自直线发展，然后才是横向交流融合。

其二，中国文明的起源表现为，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连续性；而西方文明的起源表现为，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突破性。而中国文明起源后，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制度仍然延续下来了，地缘管理却没有出现；国家公共权力建立在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制度依然延续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家族”直接发展为“国家”，“国家”和“私产”体现在“家族”结构中。东西方古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两点不同，直接影响了其后东西方文明发展与文化特质的不同，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

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又表现为连续与中断的不同。南亚的印度古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古文明、北非的埃及古文明，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等，都在发展数百年或上千年之后，先后中断了。例如两河流域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波斯帝国的入侵下失去了其独立性；克里特文明消失在公元前1100年，迈锡尼文明中断于公元前1200年。以后，虽然也在这些古文明地区再发展起新的文明，但这新文明的主人与原来古文明的主人不同族，其文明的内涵也不同质。所以，其前后文明是中断的、转型的。如印度古文明，以考古发掘的哈拉巴古城为代表，周边有大小不等的小城，形成了等级社会，而青铜器、印章文字以及政治宗教礼仪中心等因素的发达，表明其文明程度很高。然而，哈拉巴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却突然消失了。其消失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印度河流域从此就进入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有来自北方的雅利安人到此生息发展。大约晚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才开始由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所以今天印度民族的古文明，只有3000年历史，而与其前的哈拉巴印度古文明是不连接、不同族、不同质的。

中国古文明自公元前5000多年前多源并起后，在独自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交流，最后融合为以中原为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体，最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5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从未中断，而且，以汉文化为中国文化主体的特征也从未改变。虽然元朝与清朝曾是外族入主中原，但其统治文化与基层文化都仍然是以汉文化为主，所以中国古文明不仅绵延发展，而且没有转型。正是因为这两点，才使得中国文明史有5000多年，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唯一，这不仅使历代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更是今天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

中国古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

中国古文明从起源到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性，在世界古文明中还有较大范围的代表性。因此，总结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有助于揭示世界文明史上除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大发现所展开的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讨论，逐步揭示出了其间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的揭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史，而且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86年，张光直教授即发表《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化》一文，指出：“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经过有了些较深切的了解，从这个了解去看世界史，我们又能看到人类文明起源史上的新规律。从这新规律出发，我们对今日的世界又可能增加一层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就是，由于中国古代从野蛮社会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是经过政治程序，而不是经过技术革命和资源贸易的程序，因此文明的产生，在中国并没有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根本性的变化。

在南美洲，还有印第安文明的另一支，即秘鲁境内的印加文明。在印加文明社会里，也是将宇宙分为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为太阳神所居，而人间的氏族成员也分成不同的等级。这种神界的不同层次与人间的不同层次互为对应，从而构成了政教合一的文明社会。社会的财富正是通过这种政教手段，集中到上层氏族贵族手中，而且氏族贵族的权力与财富，也通过所谓“神子的谱系”的形式世袭后代。这种情况又是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的君主为天子，君主贵族的权力与财产通过嫡长子宗法制度而延续后世是相一致的。

美洲太平洋沿岸的玛雅文明、特奥提瓦坎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是印第安人的不同分支所创造。而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则是从亚洲大陆通过白令海峡而迁移过来的。人类学和地球科学的研究表现，在二三万年以前，今天的白令海峡原是沟通亚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浅水通道。大批亚洲东部沿海游牧民族，为追赶野兽，而通过白令海峡通道进入美洲大陆。这一跨洲移民浪潮持续了数千年，先到者不断受到后来者的压力，于是沿纵长的美洲太平洋沿岸一直南下。后来，人类学上称这支从亚洲大陆来的移民为印第安人。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学术界提出了环太平洋文明圈的课题，张光直教授则提出了“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主张。但无论如何，这个文化连续体的最早祖先是从亚洲东部过去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大陆便具有了这个文明圈的最初源头资格。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先生写了《东方文明的摇篮》一书，主张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摇篮，正如两河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样。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一样有原始性的”，而“就像两河流域很合适地称为西方的摇篮一样，华北的黄土地区也当称为东方的摇篮。实际上，在这两个原始文明当中，不妨把中国文明认为更值得注意。这是由于它独一无二的长命，它日后内容的丰富，以及它在人类三分之一之众所居住的东亚的优势的影响力”。

张光直教授则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规律，在环太平洋地区古文明中的普遍适应性角度，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意义：“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同样，如果从中国历史、玛雅历史及其它非西方的历史中概括出一般的法则，并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作出加强或甚至改进，那么中国古代史也将发挥它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理论建构意义

以上的讨论已经充分表明，以中国古文明为代表的环太平洋东方古文明的起源发展规律，与以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古文明为代表的环地中海西方古文明的起源发展规律，是有鲜明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就在于，东方古文明的形成是连续的、维新的，采用了宗教政治的方式，表现在宇宙观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而西方古文明的形成是突破的、革新的，采用了经济技术的方法，表现在宇宙观上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即“天人分离”。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对世界人文科学所作的贡献。

这个贡献的重大意义，必然要放在世界史学史的背景中去认识。在以往，世界教科书中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的总结，都是建立在西方古代文明所提供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

1943年，侯外庐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状况与古代希腊、罗马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与此同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先秦史》、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专著相继出版，掀起了中国学者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但当时由于材料的局限，前辈史学家的研究还有许多具体学术问题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考古学进入了大发现时代，源源不断涌现的考古新材料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的辉煌时代终于到来了。

中华民族重视继往开来，强调以史为鉴。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为了人们能够更好地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出有益于未来努力的经验，而特别编著了《资治通鉴》。21世纪初的中国人文学者们，在继承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精神和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更多更新的材料，去揭示能够代表环太平洋东方文明规律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规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不仅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文科学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能够提供启示作用。